《戰爭論》的思想魅力，在於它凝聚了之前世代的戰爭智慧，又鮮明呼應了此書誕生時代的軍事變遷，而這個時代又是此後新起的現代性世界的發端。換句話來說，克勞塞維茨生活於一個革命的年代，又是戰爭工業化開始興起的年代。16世紀以來歐洲人的對外征服，在加速自身的工業化進程的同時，又全面改變了歐洲的經濟、社會生活面貌，它在思想上的表現就是啓蒙運動的民主、自由、人權思想，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歐洲，並在歐洲結出資產階級革命的果實。
《戰爭論》在西方軍事科學中首次明確提出了交戰、戰局乃至整個戰爭的一些實施原則：如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儘可能的兵力於主突方向;發揮軍事行動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堅決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戰果。克勞塞維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勝作用，這也是克勞塞維茨對軍事理論的重大貢獻。克勞塞維茨認爲，主要精神力量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於克勞塞維茨沒有弄清戰爭的社會本質和民衆在戰爭進程中、戰爭結局中的決定性作用，過分地誇大了統帥的作用，因此他就無法認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在中國，蔣介石和毛澤東都認真研討過《戰爭論》，對《戰爭論》皆推崇有加。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窯洞裏研讀《戰爭論》，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著名論著，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經驗，成爲這一階段的標誌性成果。在毛澤東的帶動下，延安掀起了一股學習研究《戰爭論》的熱潮。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指導下，參研《戰爭論》等外國軍事名著，緊密聯繫中國革命戰爭實踐，推陳出新，提出了獨創的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軍事指導理論。
《戰爭論》以及克勞塞維茨死後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構成了西方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完整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