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戰役以德國取得完全勝利而告終，英國在中東沒有足夠的軍事資源以容許他同時在非洲北部及巴爾幹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加上，如果他能在希臘抗擊德國的進攻，他亦沒有能力越過巴爾幹進行反擊，在列舉德國於希臘能取得全面勝利的原因時，以下的因素有很大的作用：
德國的陸軍及裝備具有很大優勢;
德國空軍的巨大優勢加上希臘沒有能力向英國皇家空軍提供更多飛機場;
英國遠征軍實力不足，原因是帝國陸軍數量很少;
希臘軍隊的貧弱狀況及缺乏現代化裝備;
港口、道路及鐵路設施不足;
沒有聯合指揮及英國、希臘和南斯拉夫軍隊之間缺乏合作;
土耳其的絕對中立;
南斯拉夫的抵抗過早崩潰。
當盟國戰敗後，有關派遣英軍到希臘的決定在英國引起激烈的批評。二次大戰期間的帝國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元帥認爲在希臘的干預是一個戰略上的巨大錯誤，因爲這否定了韋維爾留下必要資源以完成征服意屬利比亞或成功阻止埃爾溫·隆美爾之德意志非洲軍團的三月攻勢，因此這延長了本來可以在1941年內取得勝利的北非戰場。在1947年弗雷迪·德·金根少將要求英國政府承認在希臘所實行之政策是錯誤的，另一邊，布魯克則爭辯，如果英國在1939年時希臘的獨立受到威脅時不作任何迴應，面對納粹德國的猛烈攻勢時在道德上於理不合。根據歷史學家海茵茨·里克特的描述，丘吉爾嘗試通過在希臘的軍事行動以影響美國的政治氣候，直到戰敗後他仍堅持自己的策略。而約翰·基謹則認爲，希臘戰役是舊時代的紳士戰爭，雙方都付出名譽及勇氣，希臘及盟國軍隊，出動了龐大的軍隊，正義地與敵人戰鬥。
弗賴伯格及布萊梅均質疑計劃的可行性，但他們未能向其政府反影他們的意見及憂慮。計劃在澳大利亞引起轟動，當布萊梅在1941年2月18日被告知要被派往希臘後，他感到憂慮但沒有告訴澳大利亞政府，只通知韋維爾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已批准計劃。當然，建議已被在倫敦的英國戰時內閣接納，而孟席斯亦有出席，丘吉爾亦對孟席斯說弗賴伯格及布萊梅已批准遠征，3月5日，在寫給孟席斯的信中，布萊梅說他不喜歡這個計劃：逐漸地派遣到歐洲，第二天他說行動是最有害的，不過，在思想上他同意，澳大利亞政府已派遺澳大利亞皇家軍隊到希臘作戰。
1942年，英國國會議員描述在希臘的軍事行動是政治上及感情用事的決定，艾登爭辯說英國的決定是無異議的及堅持希臘戰役阻延了軸心國入侵蘇聯一些歷史學家爭辯這是爲了證明希臘的抵抗已經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析點。根據萊尼·裏芬斯塔爾，希特勒說：“如果意大利人沒有進攻希臘及需要我們的幫助，戰爭的進程將大爲不同，我們可以在俄羅斯寒冬來到前攻佔列寧格勒及莫斯科，更沒有之後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除了他的意見，布魯克亦說對蘇聯攻勢的開始延遲是由於希臘戰役，約翰·N·布拉德利及湯馬仕·B·貝爾總結雖然無任何資料顯示巴爾幹戰役令德國延遲巴巴羅薩行動，明顯地整個計劃令他們必須等待，另一方面，里克特說艾登的爭辯是竄改歷史， 巴茲爾·利特爾·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英國知名戰略學者)及弗雷迪·德·金根堅持如果馬莉塔作戰延遲了軸心國入侵蘇聯，這未足夠證明英國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爲這不是此決定的唯一策略上的目的，在1952年，英國內閣辦公室歷史分部的一項科學研究總結巴爾幹戰役沒有影響巴巴羅薩行動的實行， 根據羅伯特·柯奇貝爾說：“將巴巴羅薩作戰的開始日期由5月15日延遲至6月22日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不完全合乎邏輯的安排，以及之前不正常的潮溼冬季令河流直到晚春仍然氾濫。”
希特勒在1941年對國會的發言中，表達了他對希臘軍隊的讚譽，說道:“從歷史公正的角度來看，我不得不指出，在我們面對的所有敵人中，希臘士兵在戰鬥中格外地表現出了他們高昂的勇氣，他們只有在繼續抵抗是不可能或者徒勞無益的情況下方纔投降。”希特勒亦命令，所有的被俘希臘士兵在被解除武裝後，即釋放及遣送回國，“因爲他們的英勇”。據希特勒的最高統帥部參謀長、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說，希特勒“希望能給希臘人一個光彩的和解協定，以表示對他們英勇抵抗的敬意和無可指責的反抗：畢竟這都是意大利人導致的問題(指這場戰爭是由意大利首先發動所致)。”受到希臘抵抗意大利與德國入侵的啓發，丘吉爾說道：“至此我們今後將無法再說希臘人英雄般地戰鬥(因爲希臘已經淪陷)，但英雄們將像希臘人般地戰鬥。”在回覆給喬治二世1940年12月3日的來信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說：“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對希臘民族的英勇和堅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