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任財政部長
政策與政績
漢密爾頓爲結束美國財政混亂不堪的狀況做出了卓越貢獻。1789年當他任財政部長時，國庫空空如也，戰債積累不堪重負，信用瀕臨崩潰。他向國會呈交一系列報告，提出了他的關於整頓財政與發展經濟的綱領。按照這個綱領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政策，使長期積壓的債務問題得以解決，重建了美國在國內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體系，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財政管理制度，國家有了穩定的財政收入，從根本上結束了財政混亂狀況，爲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漢密爾頓積極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因爲他的財政政策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緊密聯繫。美國獨立後，在經濟上仍不能擺脫對英國的依賴，進出口貿易主要與英國進行，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進口稅，如果與英國發生衝突，漢密爾頓剛剛建立的財政大廈頃刻就會倒塌，因此他主張與英國保持友好。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不久，歐洲戰爭爆發。在他的極力主張與推動下，華盛頓總統立刻發佈了避免美國捲入歐戰的“中立宣言”。其後不久，美英之間出現戰爭危機，他又積極推動簽訂了美英《傑伊條約》，使戰爭危機得以和平解決。他爲美國早期外交注入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告誡國人：沒有固定的朋友，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敵人。無論何時，都要堅決把美國的現實利益作爲處理外交關係的重要準則。美國還是一個太年輕的國家，它需要時間成長，因此要極力避免捲入歐洲的衝突。他的這些思想被明確的表達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說裏，成爲美國孤立主義外交路線形成的思想基礎。
在建國初期，漢密爾頓是最早洞察到英國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的深遠意義的政治家。他向國會呈交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論證了發展製造業的重要性，提出國家扶持製造業發展的措施。這一報告體現了漢密爾頓預使美國由農業國變成爲工業國的強烈願望。可惜，他的這一報告沒有被國會採納，因爲當時美國還沒有感受到發展製造業的緊迫性。他的報告受到他的同時代人的冷漠。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當美國工業革命開始起飛的時候，這個報告成爲美國人熱切研究的文件。弗農·帕林頓稱漢密爾頓似乎是美國18世紀領袖中的“最現代化的和偉大的美國人”。可以說，漢密爾頓是美國建國初期的資本主義代言人。
美國金融戰略
1790年4月18日，33歲的美國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走出位於百老匯大街的喬治·華盛頓總統官邸(紐約是當時年輕合衆國的臨時首都)，恰好撞上47歲的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
兩人寒暄幾句，心直口快的漢密爾頓直截了當地對傑斐遜說：“國務卿先生，請求您幫幫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國債法案，國會四次辯論都未能通過。如果您能夠改變主意，憑藉您的巨大影響力，下次辯論就有望過關啊。”“財長先生，您知道，我連憲法都反對，何況是您的國債法案呢，憲法並沒有授權聯邦政府承接獨立戰爭時期的聯邦債務和各州債務啊。不過，您要是樂意的話，明天晚上我們可以一起晚餐，聊聊這事兒，我也打算請麥迪遜先生一起來。”“太好啦，國務卿先生，我一定準時赴約。”
漢密爾頓喜出望外，他知道機會來了。美利堅合衆國正式宣告成立還不到1年，各州爲爭奪永久首都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了。誰都明白：贏得合衆國永久首都將帶來多麼巨大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論經濟實力，紐約最強，不僅僅因爲它已經是臨時首都，是當時北美最發達、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紐約市爲改善基礎設施、建設聯邦首都，已經投入巨資，自然勢在必得。
而論政治實力，卻是弗吉尼亞佔優。弗吉尼亞不僅爲獨立戰爭做出了最大犧牲和最大貢獻，而且有數位聲望卓著的建國之父來自該州，最著名的當然是華盛頓、傑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這三人都熱切期望合衆國的永久首都遷入弗吉尼亞州。假若紐約州能夠配合，則大事可成。漢密爾頓知道傑斐遜就是要和他談這個交易。
果然，第二天晚餐時，傑斐遜和麥迪遜明確提出“交易”條件：如果漢密爾頓願意說服紐約州支持弗吉尼亞州成爲合衆國永久首都所在地，麥迪遜將不會“過分執着”地反對漢密爾頓的法案。漢密爾頓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幾天後，美國國會順利通過漢密爾頓起草的《公共信用報告》，華盛頓總統立刻簽署成爲法律。國債市場迅速崛起，成爲美國金融貨幣體系最根本的支柱之一。
人類歷史上，總有極少數天才人物之思維和戰略，遠遠超越他的時代。漢密爾頓—傑斐遜—麥迪遜之間的著名“交易”充分說明：即使是像傑斐遜和麥迪遜那樣傑出的人物，也不能理解漢密爾頓傾全力創建國債市場之深謀遠慮，當時能夠明白漢密爾頓天才構思的人物可謂少之又少。
縱然是200多年後的今天，全球可能也只有那些金融精英們才真正懂得漢密爾頓“金融戰略”的極端重要性。今天，當我們激烈辯論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美元匯率、全球失衡、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關乎所有國家最高利益之重大問題時，我們絕對有必要重新反思200多年前漢密爾頓的金融思維。
漢密爾頓爲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系;其三，統一的鑄幣體系(金、銀複本位制);其四，以關稅和消費稅爲主體的稅收體系;其五，鼓勵製造業發展的金融貿易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漢密爾頓自始至終從整體國家信用角度來設計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說：“一個國家的信用必須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各個部分之間必須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協調，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一樣，一根樹枝受到傷害，整棵大樹就將衰敗、枯萎和腐爛。”
漢密爾頓的五大支柱共同支撐起美國金融體系的參天大樹，最終成長爲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體系。國債市場是國家整體信用優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銀行負責維持銀行體系和貨幣供應量之穩定;統一的鑄幣體系(後來是美元紙幣體系)極大降低金融貿易之交易成本，促進金融、貿易、產業迅速發展;稅收體系確保財政健全和國債市場之良性循環;製造業則是金融貨幣的最終基礎。
漢密爾頓的金融哲學基於他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尤其是英國崛起經驗的深刻把握。早在出任財長之前，漢密爾頓就寫道：“17世紀9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創建了英格蘭銀行、稅後體系和國債市場。18世紀，英國國債市場迅猛發展。國債市場之急速擴張，不僅沒有削弱英國，反而創造出數之不盡的巨大利益。國債幫助大英帝國締造了皇家海軍，支持大英帝國贏得全球戰爭，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全球商業帝國。與此同時，國債市場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發展。個人和企業以國債抵押融資，銀行以國債爲儲備擴張信用，外國投資者將英國國債視爲最佳投資產品。爲了美國的繁榮富強，爲了從根本上擺脫美國對英國和歐洲資金和資本市場的依賴，美國必須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債市場和金融體系。”
經濟發展之關鍵是最有效動員和配置資源，動員和配置資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體系。一個人擁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資源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一個企業擁有最高信用，它就有無限的資源來擴張;一個國家擁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夠動員全球的資金和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漢密爾頓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質。歷史很快驗證了漢密爾頓的先見之明和高瞻遠矚。18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還是一塌糊塗，到了1794年，歐洲投資者就給美國國債和整個金融市場以最高信用評級。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塔列朗宣稱：“美國國債運轉良好、安全可靠;美國政府對國債市場的管理是如此規範，美國經濟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從來不擔心美國國債的安全性。”正是國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歐洲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美國著名政治家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經如此評價漢密爾頓金融戰略對美國的重要性：“漢密爾頓創建的金融體系，是美國繁榮富強的神奇密碼。他叩開信用資源之門，財富洪流立刻洶涌澎湃。美國人民滿懷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滿懷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們鍾愛的希臘神話。然而，漢密爾頓創造的金融戰略比希臘神話還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議的大腦靈機一動，整個美國金融體系就應運而生。”
美國兩黨鬥爭
漢密爾頓在政治上是比較保守的，是一位保守的共和主義者。他曾在制憲會議上公開宣稱，“英國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傑斐遜派據此指責他爲“君主主義者”和企圖將英國式的君主制引入美國。儘管他讚賞英國制度，但是他從未建議在美國建立君主制。他擁護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但是，由於他對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極端不信任，他主張建立的強有力政府是高度集權化的。
漢密爾頓是個有鮮明個性的人。他思維敏捷，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有鬥爭的勇氣和不倦的精力，對於爲之奮鬥的事業，有犧牲與奉獻精神。他有許多值得稱頌的品質，然而他也有極其突出的缺點和不足。他性格耿直，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同時又脾氣急躁，一些作法不免失之謹慎;他不怕困難和任何阻力，敢於鬥爭，可是對不同意見，他也毫不容忍，不懂得妥協的重要性。作爲政府官員，他直接參加黨派論戰，公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責同時政府官員的傑斐遜。1800年總統大選中，他又公開發表小冊子直接攻擊自己黨的總統候選人亞當斯。這些衝動的做法，不僅使他失去許多追隨者，也損害了他自己的聲望。
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的出臺，引起了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與衝突，從而形成了以漢密爾頓爲首的聯邦黨和以傑斐遜爲首的共和黨。兩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作爲政黨領袖的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在鬥爭中當然首當其衝。兩位領袖成爲強硬的敵手和“死對頭”。在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舞臺上，兩位偉人的激烈鬥爭構成了極其引人注目的歷史篇章。兩位偉人尖銳對立，根源在於兩個人有不同的社會理想及不同的建國方略。傑斐遜的政治理想是以農業爲基礎的民主共和國，漢密爾頓則想把美國建設成象英國那樣的以發達的工商業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強國。兩人在建國方略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人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建設的方針與主張。在政治領域，傑斐遜從對人民的高度信任出發，極力主張加大民選的立法議會的權力以有力制約行政部門;漢密爾頓則從對人民的極端不信任出發，主張建立一個高度集權化的行政部門以有力制約民選的立法議會。在經濟領域，傑斐遜想走農業立國的道路;漢密爾頓則想走工商業立國的道路。兩位偉人處處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漢密爾頓與傑斐遜這兩位偉人之間的尖銳鬥爭，孰是孰非，200年來吸引了美國衆多學者的注意。學者們不惜筆墨寫出大量鴻篇鉅著，對兩位偉人做出評價，並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角度分析兩位偉人鬥爭的實質與意義。
總的說，特別是在“進步學派”佔統治地位的20世紀上半葉，美國史學界明顯存在着“抑漢揚傑”的傾向。二戰後，“進步學派”的地位發生動搖。近幾十年來，有衆多美國學者寫出讚譽漢密爾頓的著作，糾正了“抑漢揚傑”的傾向。隨着世事的不斷變遷，人們的思想也在不斷髮生變化，同時不斷對過去進行反思，糾正偏激看法。美國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達成這樣的共識：漢密爾頓與傑斐遜都是建國時代的偉人，都對美國曆史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雖然這兩位偉人尖銳對立，其結果是“相輔相成”。路易斯·哈克認爲，美國已從不同角度接受了兩位偉人的影響，如果美國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認傑斐遜的不朽貢獻;如果美國人相信穩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嚴的政治是必要的，就得承認漢密爾頓的不朽貢獻。“兩個人的貢獻都是巨大的。”“我們都是傑斐遜者，我們都是漢密爾頓者。”納爾遜.布萊克說，“像漢密爾頓、亞當斯和馬歇爾這樣的聯邦黨人，都爲他們的國家很好的盡了力。儘管他們並不信奉民主，但是，他們的積極進取的國家主義有助於創建一個強大的、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最後能夠被引向民主目的。”儘管在美國仍有學者對漢密爾頓的歷史地位提出挑戰，但已不屬於美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