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任職
艾登出生於達拉謨郡(County Durham)西奧克蘭(West Auckland)，一個非常保守的貴族家庭，他的母親(Sybil Grey)則來自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有名的格雷家族(Grey family)。艾登早年入讀伊頓公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英國皇家步兵團，曾到法國前線作戰，並因戰功獲頒贈十字勳章(Military Cross)。他的哥哥和一位弟弟，分別叫提摩泰和尼古拉。均在1916年的日德蘭海戰中陣亡。戰後，艾登爲了實現當外交家的夢想而進入牛津大學基督學院，學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還精通俄語、法語、德語。1922年大學畢業，艾登未按先前的意願到駐外使館工作。他認爲“議會是進入外交界的另一條門路”，決定通過競選議員，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1923年，艾登作爲保守黨候選人當選爲代表沃裏克和利明頓(Warwick and Leamington)選區的英國下議院議員。他以自己的儀表、才華和談吐，獲得保守黨元老的器重。從此投身於政治事業。同年，他迎娶了派翠斯·伯吉(Beatrice Beckett)爲妻，並生了兩名兒子，1926年，艾登作爲保守黨政府外交大臣奧斯丁·張伯倫的議會私人祕書，陪同前往日內瓦參加同際聯盟行政院會議。
1931年3月，艾登與張伯倫一起參加屬於帝國防務委員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工黨政府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任小組委員會主席。他們常在首相府與政府各部大臣聚會，爲英國參加裁軍會議做準備。半年後，艾登經保守黨領袖斯坦利·鮑德溫推薦而出任外交次官，不久即以英國政府副代表的身份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
1926年，艾登在外務部成爲國會私人祕書，後於1931年獲擢升爲外務部次官。1934年，他加入了鮑德溫的內閣，除了獲委任爲掌璽大臣，又被指派爲國際聯盟代表。他對被任命爲帝國掌璽大臣這一職務深感不滿，認爲“表面上增加了權威，實際上什麼也沒有，我甚至連決定政策的內閣委員會的一名成員都不是”。
他與其他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家一樣，極力主張反戰，並努力以國際聯盟來維持歐洲和平。從1933年起，艾登多次奉命奔走於巴黎、柏林、羅馬、日內瓦和莫斯科，出訪瑞典、挪威和丹麥，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就國際形勢進行會談。1934年2月和1935年3月，艾登曾兩次會見希特勒。他沒有被希特勒掩蓋其侵略意圖的和平諾言所欺騙，主張爲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而努力。艾登的見解在英國政界中引人注目。當時未參加政府的丘吉爾稱他爲“政府中惟一的優秀成員”。在保守黨首相鮑德溫改組內閣時，艾登因年齡、資歷和政見方面的原因，未能出任外交大臣而僅擔任鮑德溫首相爲他專設的與外交事務有密切聯繫的職位——國際聯盟事務大臣。1935年10月初，墨索里尼發動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英國外相塞繆爾·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企圖向意大利行綏靖政策，把阿比西尼亞大部分領土割給意大利。艾登便私底下提出反對。最後，塞繆爾·霍爾爵士因簽署《霍爾-賴伐爾協定》失敗而辭職，艾登遂接任爲外相。年僅38歲，頗有少年得志之勢。在那時，艾登曾被認爲是領導潮流的人物。當時的紳士階級一般愛戴圓頂硬禮帽，但艾登卻戴杭堡帽(即Homburg hat，這種帽有點像圓頂硬禮帽，但帽緣卻稍微上卷，帽冠中央有摺痕，而帽身則飾以緞帶)，結果，在英國成爲了新風尚。
擔任首相
1955年4月，丘吉爾終於宣佈退休，艾登遂接替他出任英國首相。艾登憑藉著俊朗的外表、魅力和他在大戰的政績，使他在國內成爲受歡迎的人物。因此當他一上任首相，便立即舉行了1955年大選，併爲保守黨在下議院帶來更大的多數優勢。可是，艾登從未出任過有關本土事務的職位，故缺乏處理經濟事務的經驗。爲此，艾登把這些事務一概交給他的副手們，如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等，至於自己則專注在外交事務，並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結成緊密的同盟。而艾登的名言：“要永遠以和平爲大前提。(Peace comes first,always)”更使他的受歡迎程度有增無減。
但是，這個英、美同盟在日後被證明是徒具虛名的。在1956年，艾登聯合法國，企圖阻止埃及總統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因爲蘇伊士運河自十九世紀以來，都是“蘇伊士運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資產，而該公司則正正由英國和法國的股東所擁有。面對著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艾登根據他在三十年代的外交經驗，視納賽爾爲墨索里尼的翻版，認爲兩人皆如出一轍，都是急激的民族社會主義者，並會入侵其他國家。然而其他意見卻認爲，納賽爾的舉動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合情合理。
結果在1956年10月，經過了幾個月的談判和嘗試斡旋後，最終勸阻納賽爾失敗。於是英國和法國，聯同以色列出兵埃及，並佔領了蘇伊士運河地區。不過在出兵以後，艾森豪威爾立即表示了強烈的反對，譴責這是殖民主義的死灰復燃。至於艾登則忽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政府的財政狀況都要依賴美國，以致艾登最後不得不向美國的壓力屈服，進行撤兵。是次事件稱爲“蘇伊士運河危機”，標誌著大英帝國和法國的正式衰落，脫離列強行列。
在蘇伊士的徹底失敗，使他的聲望受挫之餘，健康亦因而惡化。但他的財相哈羅德·麥克米倫(麥美倫)，儘管是蘇伊士運河危機的其中一位策劃人，在此時卻乘機巧妙地操縱艾登，使他終於在1957年1月辭去了首相一職，並由自己接任。艾登辭職後，成功挽留了自己的聲望，並於1961年被冊封爲亞芬伯爵。
退休之後
離開政壇以後，艾登與第二任妻子在維特郡過著平靜的生活，期間又寫了一本受好評的個人傳記，名爲《Another World》，除此之外，先後出版有三部回憶錄：《回到原位》(1960)、《面對獨裁者》(1962)和《清算》(1965)。在1977年，艾登在美國外遊時，身體狀況突然急劇惡化，在他的要求下，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拉漢派出英國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接他回國，最後亞芬伯爵在1977年1月14日，因肝癌在索爾茲伯裏逝世，終年79歲。
從1945年至1973年，艾登是英格蘭伯明翰大學的校長。艾登唯一存活的兒子，尼古拉·艾登(Nicholas Eden)(1930年─1985年)，在1977年以前稱爲艾登子爵，也是一位政治家，因艾滋病早逝。艾登的長子，西門·艾登(Simon Eden)，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英國皇家空軍在百慕大的一次行動中陣亡。艾登與西門的關係十分要好，故他的死訊對艾登造成了很大打擊。有關艾登的文件和政府檔案，現正存放於伯明翰大學，以作特別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