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年1月11日/1757年1月11日 - 1804年7月12日)，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美國憲法的起草人之一，財經專家，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美國政黨制度的創建者，在美國金融、財政和工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因政黨相爭而決鬥喪生。2006年，漢密爾頓被美國的權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評爲影響美國的100位人物第5名。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來自英屬西印度羣島的私生子，是個孤兒，11歲時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做伐木工，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18歲的漢密爾頓在波士頓戰役中，加入了北美民兵，隨後在戰爭中屢立戰功併成爲喬治·華盛頓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後來，捲入一樁性醜聞，在與副總統阿倫·伯爾的決鬥中命喪黃泉，享年47歲。在美國的開國元勳中，沒有哪位的生與死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更富戲劇色彩了。在爲美國後來的財富和勢力奠定基礎方面，也沒有哪位開國老臣的功勞比得上漢密爾頓。
雖然他也身爲美國建國之父之一，卻始終沒能象別的人那樣做上美國總統，而且在與其主要政治對手托馬斯·傑斐遜的競爭中更是輸得慘不忍睹，可孰料在其過世後，他的政治遺產，包括“工業建國之路”和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卻在此後的美國曆史中起着越來越顯著的作用。甚至一些影響了美國曆史進程的總統，如亞伯拉罕·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他們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漢密爾頓的遺產基礎上的。最新版10美元紙幣正面就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漢密爾頓的戰績和政績都非常顯赫：作爲華盛頓的侍從武官，他對獨立戰爭的貢獻巨大，其中最著名的是1781年的約克鎮戰役;他是《聯邦黨人文集》最主要的執筆者;在華盛頓任總統時，他作爲財政部長(1789-1795)政績非凡，並創建了美聯儲的前身――合衆國第一銀行;作爲聯邦黨人的首領，他爲美國兩黨制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等等。
漢密爾頓作爲財政部長的業績被他形形色色的生活經歷所掩蓋：賬房夥計、大學生、青年詩人、評論家、炮兵上尉、華盛頓的戰時副官、戰場英雄、議員、廢奴主義者、紐約銀行創造人、憲法委員會成員、演說家、律師、教育家、對外政策理論家和軍隊高級將領等等。”切爾諾夫的結論極具說服力：“如果說傑斐遜提供了美國政治論文的必要華麗詩篇，那麼漢密爾頓就撰寫了美國的治國散文。沒有哪位開國元勳像漢密爾頓那樣對美國未來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有如此的先見之明，也沒有哪個人像他那樣制訂瞭如此恰如其分的體制使全國上下團結一心。
無父母的孤兒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早年曆史有很多謎團。他1757年1月誕生於英屬西印度羣島的尼維斯島。當時，奴隸勞動盛行於該島，大批住在倫敦的英國遙領地主，掌握着該島的政治經濟實權。外公是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其祖先是種植園主。當時赴該島行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母親名叫雷切爾·萊溫。但是，歷史學家始終無法確定他的父親到底是誰。有一種說法認爲，他父親名叫詹姆斯·漢密爾頓，出身於蘇格蘭望族，但終生潦倒，一事無成。漢密爾頓是他們倆人的私生子。雷切爾·萊溫當時跟他住在一起。
1765年,詹姆斯·漢密爾頓把他和他的母親遺棄在西印度羣島的聖克羅島上，自己到英屬西印度羣島的聖文森島經商。漢密爾頓依靠母親經營的小商店不能維持生活，12歲時就到兩個紐約商人開設的店鋪作夥計，13歲時母親逝世，家裏的朋友幫他在聖克羅伊島上找了個活兒，給會計當助手，學記帳。聖克羅伊島當時叫聖克魯斯，是維爾京羣島的一部分。
小漢密爾頓從小就與衆不同，其他孩子還在玩遊戲的時候，他已經立志，長大要做北美殖民地的政治領袖。他閱讀了每一本能夠得到的書籍，不管是英語的、拉丁語的，還是希臘語的。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學習了不少商業和經濟知識，能清楚、有力地表達自己的主張。這種表達能力給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礎。
當時，一場海上風暴襲擊了西印度羣島。小漢密爾頓給一個叫皇家丹麥美國公報的報紙寫了一篇相關報導，文章引人入勝，他的一些朋友因此決定幫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漢密爾頓拿着他們的錢，到紐約去上學，他打算讀醫學院，畢業後回到聖克羅伊島，報效鄉親。
漢密爾頓到了紐約後，申請到國王學院學習，也就是如今的哥倫比亞大學，但是因爲他的教育水平不夠，所以沒有被錄取。所以他決定先到新澤西伊麗莎白鎮的一所學校去。
漢密爾頓是學校裏最認真的學生之一，每天看書到午夜，早上又很早起牀，到一個安靜的墓園去繼續讀書。他寫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進自己的風格。在伊麗莎白鎮待了一年後，漢密爾頓被國王學院錄取了。
美國開國元勳
華盛頓的副官
漢密爾頓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維和表達能力都讓國王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感到驚訝。漢密爾頓非常關心美國殖民地所面臨的問題。他參加了抗議英國統治的活動，漢密爾頓在1774年7月作了一次公開反抗英國暴虐統治的講演。1774到1775年間，他寫了三本鼓吹愛國主義的小冊子，支持大陸會議通過的對英國貨物採取不輸入、不轉口輸出、不消費的決議，並抨擊英國橫蠻無理地以犧牲殖民地利益，擴大魁北克領土的政策。這使他嶄露頭角。同時，他在英王學院還參加了一個名爲“科西嘉人”的愛國義勇軍組織，每天操練，準備投軍從戎。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還是孩子的時候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我渴望成功，爲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險，但是不能犧牲人格。我希望能發生一場戰爭，讓我展現自己的能力。”美國獨立戰爭就給了漢密爾頓施展才略的機會。獨立戰爭爆發後，1776年8月，他參加了長島戰役，10月又參加了白平原戰役，掩護民兵的撤退。1777年3月，漢密爾頓被華盛頓提升爲陸軍中校，擔任喬治·華盛頓參謀部的副官4年。這一時期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漢密爾頓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溝通技巧，爲大陸軍爭取資助和供給。
漢密爾頓利用在華盛頓參謀部擔任軍官職位的便利，結識了一大批有錢有勢的豪富、社會名流。1780年2月他因與紐約最顯赫的望族舒勒將軍的女兒伊莉莎白結婚，躋身於特權階級社會。1781年4月，他向華盛頓要求授予軍隊要職遭到拒絕，因而離開華盛頓的參謀部。同年7月，華盛頓讓他指揮一個步兵營。10月他在約克鎮戰役中，因攻下英軍的一個堡壘而獲得聲譽。
聯邦黨的意見
他從在軍隊經歷的艱難困苦以及戰後親身體驗到的聯邦政府軟弱無力的窘境中認識到，美國要成爲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必須建立一個堅固的諸州聯盟和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戰後，他一直爲實現這一目標堅持不懈的鬥爭。
爲結束聯邦時期的混亂，他推動了制憲會議的召開。新憲法產生後，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批准憲法的運動中。他與詹姆斯·麥迪遜、約翰·傑伊一起，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85 篇宣傳解釋新憲法的文章，其中51篇文章出自漢密爾頓手筆。後來，這些文章被彙編成爲《聯邦黨人文集》。美國政治學者克林頓·羅西特稱該文集是“美國政治學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國“政治理論的經典著作”，是美國政治文獻中“僅次於《獨立宣言》和憲法，位居第三的文獻”。正是在確保憲法獲得諸州批准的“這最後的決定性鬥爭中，漢密爾頓對憲法事業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其後在實踐中，他又闡明瞭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思想，爲憲法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作出貢獻。
在建國初期，漢密爾頓是最早對司法審查權給予明確而有力闡述的政治家。司法審查權是指司法部門享有解釋憲法和一切法律的權力，並享有宣佈違反憲法的法律爲無效的權力。制憲會議上，曾有人提出讓司法部門享有司法審查權的意見，沒有被會議接受，也就沒有被寫進憲法。憲法剛形成時，司法部門是三權中最弱的一個，與其他兩權不能真正構成“三權鼎立”之勢。漢密爾頓清楚的看到了這一點。制憲會議後，漢密爾頓在對新憲法進行解釋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詳細論述了他對司法權的看法。他宣稱：“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與特有的職責......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爲準。”“法院必須有宣佈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爲無效之權。”
漢密爾頓明確闡述的司法審查權的思想，對於完善憲法及使三權構成合理的制約平衡關係，有重要的法律與實踐意義。後來，司法審查權的思想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加以發揚光大。通過馬歇爾的判案，才真正使司法審查權成爲法院享有的一項無可置疑的權力。
漢密爾頓最早提出了“暗含權力論”和寬泛解釋論，從而開創了根據實際需要靈活解釋憲法的先例。爲進一步改善公共信用和健全金融體系，漢密爾頓要求國會批准建立國家銀行。傑斐遜派認爲，銀行是鼓勵投機和爲少數人提供發財致富的手段，提出憲法沒有授權政府批准建立銀行的條文規定，以“違憲”爲由阻止銀行法案的批准。漢密爾頓爲了捍衛銀行法案和駁斥“違憲 ”的指責，提出了“暗含權力論”和寬泛解釋論。他認爲憲法授予政府的每一項權力中，就包含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權力，這是暗含的權力。暗含權力象明示權力一樣有效。他指出，必須寬泛解釋憲法，才能使政府在應付紛繁複雜的行政事務中成爲堅強有力的組織，否則是作繭自縛。
漢密爾頓的論證遠遠超出了批准銀行是否合憲，而是涉及到在實踐中如何解釋和運用憲法的問題，同時他也用該理論賦予中央政府更大的權力和行動自由。漢密爾頓提出的“暗含權力論”和寬泛解釋論，後來也被約翰.馬歇爾加以繼承和發展。以後最高法院在判案中反覆使用這一理論，從而肯定了它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樣，“暗含權力論”在美國曆史發展中就成爲最有實用價值的理論之一。漢密爾頓提出的這一理論，幾乎準確的預見了以後美國曆史發展的需要，爲美國憲法注入了活力。
美國首任財政部長
政策與政績
漢密爾頓爲結束美國財政混亂不堪的狀況做出了卓越貢獻。1789年當他任財政部長時，國庫空空如也，戰債積累不堪重負，信用瀕臨崩潰。他向國會呈交一系列報告，提出了他的關於整頓財政與發展經濟的綱領。按照這個綱領實行了一系列財政政策，使長期積壓的債務問題得以解決，重建了美國在國內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體系，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財政管理制度，國家有了穩定的財政收入，從根本上結束了財政混亂狀況，爲工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漢密爾頓積極參與外交政策的制定，因爲他的財政政策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緊密聯繫。美國獨立後，在經濟上仍不能擺脫對英國的依賴，進出口貿易主要與英國進行，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進口稅，如果與英國發生衝突，漢密爾頓剛剛建立的財政大廈頃刻就會倒塌，因此他主張與英國保持友好。1789年聯邦政府成立不久，歐洲戰爭爆發。在他的極力主張與推動下，華盛頓總統立刻發佈了避免美國捲入歐戰的“中立宣言”。其後不久，美英之間出現戰爭危機，他又積極推動簽訂了美英《傑伊條約》，使戰爭危機得以和平解決。他爲美國早期外交注入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告誡國人：沒有固定的朋友，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敵人。無論何時，都要堅決把美國的現實利益作爲處理外交關係的重要準則。美國還是一個太年輕的國家，它需要時間成長，因此要極力避免捲入歐洲的衝突。他的這些思想被明確的表達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說裏，成爲美國孤立主義外交路線形成的思想基礎。
在建國初期，漢密爾頓是最早洞察到英國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的深遠意義的政治家。他向國會呈交了《關於製造業的報告》，論證了發展製造業的重要性，提出國家扶持製造業發展的措施。這一報告體現了漢密爾頓預使美國由農業國變成爲工業國的強烈願望。可惜，他的這一報告沒有被國會採納，因爲當時美國還沒有感受到發展製造業的緊迫性。他的報告受到他的同時代人的冷漠。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當美國工業革命開始起飛的時候，這個報告成爲美國人熱切研究的文件。弗農·帕林頓稱漢密爾頓似乎是美國18世紀領袖中的“最現代化的和偉大的美國人”。可以說，漢密爾頓是美國建國初期的資本主義代言人。
美國金融戰略
1790年4月18日，33歲的美國財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走出位於百老匯大街的喬治·華盛頓總統官邸(紐約是當時年輕合衆國的臨時首都)，恰好撞上47歲的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
兩人寒暄幾句，心直口快的漢密爾頓直截了當地對傑斐遜說：“國務卿先生，請求您幫幫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國債法案，國會四次辯論都未能通過。如果您能夠改變主意，憑藉您的巨大影響力，下次辯論就有望過關啊。”“財長先生，您知道，我連憲法都反對，何況是您的國債法案呢，憲法並沒有授權聯邦政府承接獨立戰爭時期的聯邦債務和各州債務啊。不過，您要是樂意的話，明天晚上我們可以一起晚餐，聊聊這事兒，我也打算請麥迪遜先生一起來。”“太好啦，國務卿先生，我一定準時赴約。”
漢密爾頓喜出望外，他知道機會來了。美利堅合衆國正式宣告成立還不到1年，各州爲爭奪永久首都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了。誰都明白：贏得合衆國永久首都將帶來多麼巨大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利益。論經濟實力，紐約最強，不僅僅因爲它已經是臨時首都，是當時北美最發達、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紐約市爲改善基礎設施、建設聯邦首都，已經投入巨資，自然勢在必得。
而論政治實力，卻是弗吉尼亞佔優。弗吉尼亞不僅爲獨立戰爭做出了最大犧牲和最大貢獻，而且有數位聲望卓著的建國之父來自該州，最著名的當然是華盛頓、傑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這三人都熱切期望合衆國的永久首都遷入弗吉尼亞州。假若紐約州能夠配合，則大事可成。漢密爾頓知道傑斐遜就是要和他談這個交易。
果然，第二天晚餐時，傑斐遜和麥迪遜明確提出“交易”條件：如果漢密爾頓願意說服紐約州支持弗吉尼亞州成爲合衆國永久首都所在地，麥迪遜將不會“過分執着”地反對漢密爾頓的法案。漢密爾頓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幾天後，美國國會順利通過漢密爾頓起草的《公共信用報告》，華盛頓總統立刻簽署成爲法律。國債市場迅速崛起，成爲美國金融貨幣體系最根本的支柱之一。
人類歷史上，總有極少數天才人物之思維和戰略，遠遠超越他的時代。漢密爾頓—傑斐遜—麥迪遜之間的著名“交易”充分說明：即使是像傑斐遜和麥迪遜那樣傑出的人物，也不能理解漢密爾頓傾全力創建國債市場之深謀遠慮，當時能夠明白漢密爾頓天才構思的人物可謂少之又少。
縱然是200多年後的今天，全球可能也只有那些金融精英們才真正懂得漢密爾頓“金融戰略”的極端重要性。今天，當我們激烈辯論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美元匯率、全球失衡、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關乎所有國家最高利益之重大問題時，我們絕對有必要重新反思200多年前漢密爾頓的金融思維。
漢密爾頓爲美國構建的貨幣金融體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統一的國債市場;其二，中央銀行主導的銀行體系;其三，統一的鑄幣體系(金、銀複本位制);其四，以關稅和消費稅爲主體的稅收體系;其五，鼓勵製造業發展的金融貿易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漢密爾頓自始至終從整體國家信用角度來設計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說：“一個國家的信用必須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各個部分之間必須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協調，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一樣，一根樹枝受到傷害，整棵大樹就將衰敗、枯萎和腐爛。”
漢密爾頓的五大支柱共同支撐起美國金融體系的參天大樹，最終成長爲主導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體系。國債市場是國家整體信用優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銀行負責維持銀行體系和貨幣供應量之穩定;統一的鑄幣體系(後來是美元紙幣體系)極大降低金融貿易之交易成本，促進金融、貿易、產業迅速發展;稅收體系確保財政健全和國債市場之良性循環;製造業則是金融貨幣的最終基礎。
漢密爾頓的金融哲學基於他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尤其是英國崛起經驗的深刻把握。早在出任財長之前，漢密爾頓就寫道：“17世紀90年代開始，大英帝國創建了英格蘭銀行、稅後體系和國債市場。18世紀，英國國債市場迅猛發展。國債市場之急速擴張，不僅沒有削弱英國，反而創造出數之不盡的巨大利益。國債幫助大英帝國締造了皇家海軍，支持大英帝國贏得全球戰爭，協助大英帝國維持全球商業帝國。與此同時，國債市場極大地促進了本國經濟發展。個人和企業以國債抵押融資，銀行以國債爲儲備擴張信用，外國投資者將英國國債視爲最佳投資產品。爲了美國的繁榮富強，爲了從根本上擺脫美國對英國和歐洲資金和資本市場的依賴，美國必須迅速建立自己的國債市場和金融體系。”
經濟發展之關鍵是最有效動員和配置資源，動員和配置資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體系。一個人擁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資源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一個企業擁有最高信用，它就有無限的資源來擴張;一個國家擁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夠動員全球的資金和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漢密爾頓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質。歷史很快驗證了漢密爾頓的先見之明和高瞻遠矚。18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還是一塌糊塗，到了1794年，歐洲投資者就給美國國債和整個金融市場以最高信用評級。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塔列朗宣稱：“美國國債運轉良好、安全可靠;美國政府對國債市場的管理是如此規範，美國經濟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從來不擔心美國國債的安全性。”正是國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歐洲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推動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美國著名政治家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經如此評價漢密爾頓金融戰略對美國的重要性：“漢密爾頓創建的金融體系，是美國繁榮富強的神奇密碼。他叩開信用資源之門，財富洪流立刻洶涌澎湃。美國人民滿懷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滿懷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們鍾愛的希臘神話。然而，漢密爾頓創造的金融戰略比希臘神話還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議的大腦靈機一動，整個美國金融體系就應運而生。”
美國兩黨鬥爭
漢密爾頓在政治上是比較保守的，是一位保守的共和主義者。他曾在制憲會議上公開宣稱，“英國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傑斐遜派據此指責他爲“君主主義者”和企圖將英國式的君主制引入美國。儘管他讚賞英國制度，但是他從未建議在美國建立君主制。他擁護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但是，由於他對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極端不信任，他主張建立的強有力政府是高度集權化的。
漢密爾頓是個有鮮明個性的人。他思維敏捷，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有鬥爭的勇氣和不倦的精力，對於爲之奮鬥的事業，有犧牲與奉獻精神。他有許多值得稱頌的品質，然而他也有極其突出的缺點和不足。他性格耿直，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同時又脾氣急躁，一些作法不免失之謹慎;他不怕困難和任何阻力，敢於鬥爭，可是對不同意見，他也毫不容忍，不懂得妥協的重要性。作爲政府官員，他直接參加黨派論戰，公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責同時政府官員的傑斐遜。1800年總統大選中，他又公開發表小冊子直接攻擊自己黨的總統候選人亞當斯。這些衝動的做法，不僅使他失去許多追隨者，也損害了他自己的聲望。
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的出臺，引起了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與衝突，從而形成了以漢密爾頓爲首的聯邦黨和以傑斐遜爲首的共和黨。兩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作爲政黨領袖的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在鬥爭中當然首當其衝。兩位領袖成爲強硬的敵手和“死對頭”。在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舞臺上，兩位偉人的激烈鬥爭構成了極其引人注目的歷史篇章。兩位偉人尖銳對立，根源在於兩個人有不同的社會理想及不同的建國方略。傑斐遜的政治理想是以農業爲基礎的民主共和國，漢密爾頓則想把美國建設成象英國那樣的以發達的工商業爲基礎的資本主義強國。兩人在建國方略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人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建設的方針與主張。在政治領域，傑斐遜從對人民的高度信任出發，極力主張加大民選的立法議會的權力以有力制約行政部門;漢密爾頓則從對人民的極端不信任出發，主張建立一個高度集權化的行政部門以有力制約民選的立法議會。在經濟領域，傑斐遜想走農業立國的道路;漢密爾頓則想走工商業立國的道路。兩位偉人處處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漢密爾頓與傑斐遜這兩位偉人之間的尖銳鬥爭，孰是孰非，200年來吸引了美國衆多學者的注意。學者們不惜筆墨寫出大量鴻篇鉅著，對兩位偉人做出評價，並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角度分析兩位偉人鬥爭的實質與意義。
總的說，特別是在“進步學派”佔統治地位的20世紀上半葉，美國史學界明顯存在着“抑漢揚傑”的傾向。二戰後，“進步學派”的地位發生動搖。近幾十年來，有衆多美國學者寫出讚譽漢密爾頓的著作，糾正了“抑漢揚傑”的傾向。隨着世事的不斷變遷，人們的思想也在不斷髮生變化，同時不斷對過去進行反思，糾正偏激看法。美國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達成這樣的共識：漢密爾頓與傑斐遜都是建國時代的偉人，都對美國曆史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雖然這兩位偉人尖銳對立，其結果是“相輔相成”。路易斯·哈克認爲，美國已從不同角度接受了兩位偉人的影響，如果美國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認傑斐遜的不朽貢獻;如果美國人相信穩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嚴的政治是必要的，就得承認漢密爾頓的不朽貢獻。“兩個人的貢獻都是巨大的。”“我們都是傑斐遜者，我們都是漢密爾頓者。”納爾遜.布萊克說，“像漢密爾頓、亞當斯和馬歇爾這樣的聯邦黨人，都爲他們的國家很好的盡了力。儘管他們並不信奉民主，但是，他們的積極進取的國家主義有助於創建一個強大的、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最後能夠被引向民主目的。”儘管在美國仍有學者對漢密爾頓的歷史地位提出挑戰，但已不屬於美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
決鬥與逝世
晚年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重歸於年輕時候信仰的基督教，但他在臨終之時要求紐約特尼提教堂(Trinity Church)爲其舉行聖餐禮時，卻一度被拒絕，原因是他始終難以放棄“決鬥”這一有違基督教義的行爲——他的死便是出於與政敵、傑斐遜的副總統阿倫·伯爾)的決鬥，當時漢密爾頓答應了決鬥，卻因爲基督教信仰而故意將子彈打偏。漢密爾頓的雄辯最終說服了教堂方面，爲其舉行了儀式，他說，他已經虔誠地懺悔，並願意與所有的人和解，包括伯爾。
按照決鬥的規則，漢密爾頓先開槍，奇怪的是，他發出的子彈離伯爾甚遠。而伯爾毫不手軟，一槍命中漢密爾頓的右胸。在整理漢密爾頓的遺作時，人們發現他決鬥前一天晚上寫的日記。漢密爾頓在日記中說，自己明天不會開槍。爲什麼漢密爾頓有此打算，而第二天他又開了於事無補的一槍，並造成自己的死亡，艾里斯保持了開放的結尾，沒有作出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