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太原秀才劉大鵬正好進京趕考。他來自小地方，不知會試特別重視字跡端正，尤其是試題範圍超出了四書五經的內容，所以成績並不理想，落第回家後當起私塾先生，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劉大鵬接連三次會試都沒考中，一生待在老家，卻因他的《退想齋日記》引發史學界的關注。
劉大鵬在會試中接觸到一些關於洋務的知識，於是託人從北京買來一箱書籍，其中不乏《御批通鑑》《皇朝經世文編》等經世書籍，這頁書單背後是他周詳的讀書計劃和治國平天下的壯志雄心。經過一番瞭解，他才忽然醒悟天下士子紛紛學習洋務知識是“時勢使然”。但他仍認爲拋棄“經世”而捧“西學”是捨本逐末，所以當山西於1902年率先創辦以西學爲主的大學堂並聘請外籍教師時，他很不滿，並誇幾位因不願與外籍教師爲伍而辭職的老師有志氣。
但有趣的是，劉大鵬抱定孔孟經典，卻讓兒子報名應考大學堂。傳統儒學教育讓他很難跳出舊式士子的思維，卻並不妨礙他觀察時局變化的眼光。這正是當時士子的矛盾心態—既想保持傳統情懷，又不得不對變局妥協。
劉大鵬仍將舉業視爲成功的最高標準，至少在民國建立前，他對科舉停廢一事強烈牴觸，擔憂“再十年後恐無操筆爲文之人，吾輩生路已絕”，甚至感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當光緒於1901年宣佈變法時，這種士子被國家冷落的悲哀在他的日記中表露得明明白白，“天下之士莫不捨孔孟而向洋學，士風日下，伊于胡底耶!”
時局變化與舊制崩潰所帶來的失落、焦慮、迷茫、恐懼，在明清鼎革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等經世學家身上也能看到。從這個意義來說，劉大鵬不只是普通的讀書人，也是一名傳道者。但他絕非“書呆子”，於1914年出任縣立小學的校長，兼營小型煤窯，還有少量土地。實現“財務自由”後，他不像其他鄉紳那樣詩酒消遣，而是跋山涉水地尋訪古蹟、蒐羅文獻，寫成一系列反映時代風貌的洋洋鉅著。
他還熱衷於地方公益，指導百姓興修水利，相關舉措在如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932年以前，晉祠天龍山石窟的石雕文物被帝國主義分子勾結劣僧瘋狂盜竊。劉大鵬成爲太原古蹟文物保護委員會的成員後，積極追查這場盜竊事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就是新舊交替之際真正士子的高風亮節，他們不一定緊跟時代的步伐，但盡己所能爲國效力、爲民謀福，無愧於聖賢之道。也正是在這些“小人物”的共同緩衝下，變革的血雨腥風纔有所節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