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我國曆史上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它的前身是東漢時期以世家大族和名士爲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團，由於察舉、闢除等制度的存在，這些人以舉主、門生及故吏等身份結成一種比較牢固的社會關係。
他們或在朝，或在野，共同特點是讀書人，其中有不少以封建國家爲已任的耿直派官僚士大夫。
最開始士族只是一些官僚士大夫集團，此時他們的力量並不強大，甚至是被當時的宦官集團所壓制。但是這樣的情況到了黃巾軍起義後便發生了改變。爲了鎮壓黃巾軍，官僚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聯合起來。於此同時，在平定叛亂之際，一大批軍事武裝集團悄然崛起。
以曹操爲首的武裝集團成功的統一了北方，官僚士大夫集團爲了自身的發展，也依附於曹魏集團，並且在曹魏一朝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
到了曹魏後期，官僚士大夫集團已經成爲了左右政權更迭的因素。司馬家族有了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支持後，才成功地取代了曹魏政權。也正是在西晉時期，這些官僚士大夫集團憑藉九品中正制和蔭族蔭客制的實行，成功地成爲一個既當權又享有政治特權的階層，即士族。
正所謂盛極而衰，兩晉時期士族成爲了與皇族相抗衡的政治勢力，我們所熟知的“王與馬，共天下”等等足以印證士族的強大。爲了鞏固皇權，從劉宋開始，統治者便開始有條不紊地削弱士族的影響。
比如說“九品中正制”這一選官制度是士族長盛不衰的關鍵，爲了削弱其影響。宋、齊、樑、 陳的最高統治者們，積極推行“寒人掌機要”，提拔了一大批寒族子弟，讓寒族與士族相抗衡，讓原來由高級士族擔當的部門首長的權力旁落，士族在中央的軍政大權亦在實際上隨之被剝奪。另一方面，南朝政權一改晉時由士族掌控州郡的做法，由皇族出任地方軍政長官，杜絕了晉時高級士族擁兵自重、地方割據的現象，士族在地方上的軍政大權亦隨之剝奪。
再者士族繁榮的基礎是土地一級人口，對此南朝統治者又實施“土斷”政策，剝奪士族地主所控制的部分勞動人手，從經濟上削弱他們的勢力。北朝同樣深受士族影響，到了北周時期，統治者爲了鞏固皇權，同樣推行了蘇綽提出的“擢賢良”政策，不按門資而以才能選人，打破以門資取士的標準。
不過跟隋朝相比，南北朝時期削弱士族的政策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後，爲了加強統治，減少士族對朝廷的影響，創造了“科舉制”。“科舉制”是一種不拘一格、不看出身、只看才學的選官制度。它取代的是門閥地主的命根子——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可以保證士族世世代代能夠做官，即便是家族當中一些資質平庸的人也能官居高位(甚至出現了一些“傻子”出任大小官員的情況)。
九品中正制的存在，保證了門閥士族地主世代壟斷政治大權。
隋朝科舉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使得士族地位發生了根本轉變。在經濟上，爲了減少士族的經濟力量(門閥制度下的士族廣佔田園，蔭庇成百上千的部曲、佃客，並享受免除服役等特權)。
隋採用“大索貌閱”和輸籍法，從士族豪強手裏奪取了數十萬人口，並實行了均田法。煬帝時期又把士族手中還能控制的那部分部曲、奴婢奪去受田能力。可以說到了隋朝時期，士族已經失去了法律的保護跟經濟的支持，橫行了幾百年的門閥士族已經是昨日黃花。
唐朝建立後，延續了隋朝的科舉制跟土地政策。門閥士族徹底失去了重新崛起的機會，但是因爲唐朝初年爲了維護統治，還是初任用士族人物，借其威望鞏固其統治，但是這僅僅是一種策略，維持的時間並不久。
雖然後來很多士族子弟通過了科舉制度，再一次成爲了統治階層，但是從本質上而言，他們已是科舉制度下官僚集團的一員，不再是那個擁有特權的特殊的階層。他們雖然擁有舊士族的姓氏，卻不復擁有舊士族的特權地位和隆遇。
隨着唐王朝歷史的發展，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地方節度使的崛起，成爲了壓垮門閥士族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們作爲一種殘存勢力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漸喪失，乃至趨於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