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領，執掌蒙古三部大權的“太師”也先。率三路大軍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戰爭。這場戰場與其說是“明朝與瓦剌的戰爭”，不如說是明王朝與“蒙古部落聯盟”的戰爭。
瓦剌的南侵大軍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脫脫不花率領，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韃靼”兵馬，東攻明朝遼東地區。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領，主要包括瓦剌軍一部以及兀良哈軍，南攻明朝軍事重鎮宣府，最精銳一路是也先親自統領的中路軍，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銳的“王牌”，攻擊明朝的軍事重鎮大同。戰端一開，九邊重鎮自朱棣去世後二十多年的“和平”徹底打破。長城沿線烽火綿延，炮聲連天。
說到這場戰爭的原因，許多史料都說是由於“明朝削減蒙古馬價，拒絕蒙古和親”，至於失敗的原因，也往往歸結到王振攛掇朱祈鎮擅自出兵上。
其實，至少都不是這麼簡單的。先說原因，瓦剌首領也先並非蒙古“黃金家族”出身，能夠征服韃靼並掌控蒙古三部，“反明覆元”一直是其拉攏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對明王朝的“恭順”，以及絡繹不絕的“朝貢貿易”“馬市”，皆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也先征服了韃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亞地區“練兵”後，對明朝的戰爭，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謂“削減馬價”“不嫁公主”，只是爲開戰而找的藉口而已。
之所以會選在正統十四年動手，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的記載，是因爲長年以來也先重金賄賂明朝在朝貢貿易中負責接待的“通事”，探聽明王朝的虛實，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銳多南調福建和雲南後，才終下了動兵的決心。至於失敗的原因，一個讓後來文臣們迴避不提的事情是：戰爭爆發以後，明王朝邊關重臣，諸如鎮守宣府的總兵楊洪，大同總督軍務的宋英，西寧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議明軍應以“防守反擊”爲主，恰如楊洪在奏報上所說，明軍應“依堅城憑硬弩火器，避敵鋒芒，以收挫敵之效”。
但朝中文臣的看法卻截然相反，不止是和王振勾連一氣的“奸臣們”，就是內閣裏曹鼎，張繼，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焚，于謙，皆建議主動出擊，比如鄺焚的奏摺裏建議朝廷“速派大軍征剿”。之後明廷也依其所議，先期派遣了駙馬井源率領的四萬明軍增援大同。文臣們和王振唯一的區別是：王振主張御駕親征，文臣們主張派能將進剿。“主動出擊”的戰術思路，大家並無分歧。
但事與願違。蒙古三路大軍，阿刺知院連克馬營堡和延慶，逼近宣府，宣府總兵楊洪兵力不足，只能憑城堅守。大同更慘，先派軍在貓兒莊（內蒙古察哈爾旗）阻擊瓦剌，幾乎全軍覆沒，明將吳浩戰死，接着大同總督軍務宋英率大軍與瓦剌戰于山西陽高，再次被殺敗，宋英戰死。大同軍之所以主動出擊，一是朝廷連發嚴旨，二是監軍太監郭敬的催促。唯獨遼東明軍爭氣，明將趙忠率軍在黑山設伏，大破“可汗”脫脫不花的韃靼軍，爲明軍穩住了防線。
而前線的敗報頻傳，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牽出了一個在土木堡事變前，明王朝君臣們都未意識到的問題：以明王朝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很難戰勝瓦剌的。
瓦剌首領也先之前驕人的戰史，前文已經說過，可稱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亞無敵手。另外一個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對的對手，不僅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韃靼，兀良哈三部聯合的“蒙古部落聯盟”，即使是在朱棣橫掃天下的時代，對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韃靼或打瓦剌，卻從未與整個蒙古部落作戰。
此時明英宗君臣面對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滅亡後面臨的最強大對手。而明朝方面來說，幾十年“天下承平”，軍隊戰鬥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正進行着南平鄧茂七以及掃蕩麓川殘餘叛亂勢力的戰鬥，北方精銳大多被抽調。依託長城穩守纔是最明智的選擇。
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佈“親征”，僅經三天時間，七月十七日即率領號稱五十萬的大軍向大同進發。消息傳來舉朝皆京，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阻攔，遭明英宗呵斥，最終，這支帶着幾十萬大軍，和明王朝整個內閣以及六部大多數官員的“北伐軍”，走上了北征的不歸路。
而說王振攛掇明英宗親征的原因，當然如普遍史料所說，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王振雖然已經“專權”，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對派”，比如兵部尚書鄺焚，侍郎于謙，吏部尚書王直，這些六部裏的重要部門，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場北征的勝利鞏固自己的權勢纔是主要目的。
明英宗朱祈鎮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僅二十三歲，年少氣盛且從小王振愛帶他看“禁軍操練”，早就是一個軍事愛好者。此外作爲一個剛過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壓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於是和王振“不謀而合”，至於百官的態度，雖然極力反對，但當朱祈鎮下令“反對出征者論罪後”，除了鐵骨錚錚的于謙外，也大都緘默不語了。
之後僅準備三天就出徵，如此“犯軍事大忌”的行爲，竟無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輕視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貞在“觀天象”後曾言“北征必敗”，反遭到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聳聽”，可見在諸大臣心裏，雖反對北征，但對於勝利，大多數人是不懷疑的。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祈鎮親自統帥的“北征軍”出發了，因行前準備倉促，大軍出發僅五天就遭到斷糧，又逢秋雨，從北京到宣府，再從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飢寒交迫，明軍不少士兵凍餓而死，史載“殭屍滿路”。慘狀之下，隨行大臣不斷要求搬師，皆遭王振重罰，大軍行至宣府時，已經是“人情洶洶，聲息愈急”。
士氣低落下，隨軍文臣紛紛上表，請求大軍回師，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書鄺焚等人在草中罰跪。閣臣曹鼎率衆臣再勸，王振怒火更大，竟將衆臣編入“前鋒營”，意圖打仗的時候讓文臣當炮灰。這是行軍前期史料的記錄，大體都是說王振淫威，可有幾個疑點卻素來被人忽略：大軍僅準備三天就出發，所需糧草和後勤全無準備，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徵安南的重臣英國公張輔爲何始終未見諫言。
根據有關史料記載，早在朱祈鎮登位後，張輔就早被解除了權力，原本在朱瞻基時代掛職的“大都督”一職也被解除，只是在國家有戰事時招來商議。此時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將，早已是“遇事僅唯唯矣”。但臨行之前，他卻已托子女安排了後事，甚至擺好了靈堂，可見早有預料。
另一位大臣，兵部尚書鄺焚的表現也並非全是“剛直”，明朝從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個大型糧倉，儲備着明朝的“作戰軍糧”，這七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調度，但是在北伐期間，七個糧倉居然沒有一顆糧食增援“缺糧”的北征軍，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土木堡慘案後，代理兵部尚書于謙僅用六天時間，便將七個糧倉裏所有糧食盡數運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尋味。而且，隨軍出征的文武官員，可謂精英薈萃，但一路上，除了屢屢勸諫“回師”外，於作戰本身卻沒有提過任何“合理化建議”，王振之惱怒，一來是羣臣的抗爭，二來，也是怒羣臣的這種“非暴力不合作”。
至八月一日，明軍終於抵達前線大同，此時先期派出的駙馬井源的部隊，已經被瓦剌消滅，瓦剌聞明軍大軍已到，已然後撤二十里，企圖誘使明軍出塞追擊以全殲。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記載，此時是戰是撤，瓦剌內部也意見不統一，一來是此前瓦剌雖節節勝利，但全是野戰，於攻堅戰卻屢屢受挫。二來瓦剌三軍上下斬獲頗豐，士兵也都有了歸鄉之心。
何況，自古遊牧民族騷擾邊境，執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戰略。此時不止瓦剌部將，就連也先的兩個弟弟孛羅帖木兒和伯顏帖木兒也主戰儘快撤兵。也先最後的決定是，如果明朝大軍到達大同後並未出塞，而是原地佈防，瓦剌大軍即北撤班師。
偏偏明軍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擊更未固防，而是在到達後的第二天，即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來王振到大同後，親眼看見大同外戰場的屍骨，可謂慘不忍睹，接着又從大同鎮守太監郭敬處得知戰鬥過程，這位之前從未經歷戰陣的教書先生徹底嚇破了膽，隨即勸說朱祈鎮班師，早就苦不堪言的羣臣當然一呼百應。瓦剌得知後，起先懷疑明軍有意誘惑瓦剌深入圍殲，也先力排衆議，決定試探性尾隨追擊。
從大同至宣府，再從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從朱元璋時代開始修築的上百個衛所，但是從朱瞻基開始，這些“緩衝地帶”早就被盡數裁撤，以至瓦剌可以“來去自由”。鎮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議明軍從居庸關北返，又派騎兵騷擾瓦剌，起牽制作用，但終是杯水車薪，瓦剌大軍還是跟在了明軍後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邊鎮皆緊守城門，沒有人想到派兵出擊，牽制瓦剌追兵，以掩護明軍撤退。
八天後明軍抵達宣府，瓦剌大軍也隨即追到，宣府總兵楊洪“持重”，並未派人阻擊瓦剌軍，接着，成國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嶺阻擊，雖全軍覆沒，但終爲明軍贏得了三天寶貴的撤退時間，可王振卻想回老家蔚州擺擺威風，堅持讓明軍繞遠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擔心明軍到蔚州會踩壞老家的莊稼，連忙又讓部隊“折返跑”回居庸關。
就這樣一路“繞圈子”，明軍還是星夜兼程，於八月十四日中午抵達了懷來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堅持走一個時辰（兩個小時），明軍就可安然進入懷來城，這次來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時發生了，王振因爲運載自己家產的十幾輛車子沒有到，堅持讓部隊停下來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顏帖木兒再次勸說也先停止追擊，因爲明軍一旦撤人懷來，瓦剌不但毫無收穫，更有可能被明軍圍殲。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頭，可偵查騎兵報告，明軍在土木堡紮營了。
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隊火速前進，終於在八月十四日晚抵達土木堡，先佔領西邊河流切斷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產的明軍徹底包圍。這過程裏，兵部尚書鄺焚曾建議明軍火速前行，但內閣大學士曹鼎認爲瓦剌軍還遠，不妨賣個人情給王公公。終陷入了瓦剌的包圍。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軍集結重兵，向斷水缺糧的明軍發動了總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來疲於奔命的明軍竟然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明軍結成軍陣，數次打退瓦剌的進攻。
這時張輔終於說話了，他和鄺焚聯合建議，讓明軍集中主力衝出去。朱祈鎮和王振也被說動，正讓張輔擬定作戰計劃，瓦剌突然派使者來“議和”了，大學士曹鼎等人力主談判，經商定，瓦剌撤去對水源的包圍，允許明軍前去取水，飢渴難耐的明軍士兵紛紛離開陣地取水，這時候瓦剌大軍忽至，發動了突襲，一場猝不及防的攻擊後，幾十萬明軍徹底崩潰，大公公王振在亂軍中被踩踏死，隨軍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傷殆盡，彈盡糧絕的朱祈鎮被瓦剌俘虜，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慘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軍覆滅後，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將楊洪和居庸關守將羅通終於出兵，只是趁瓦剌撤退後“打掃戰場”，把戰場上遺棄的明軍武器盡數收進了自己腰包。
敗報傳來，京城上下一片慌亂，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戰”“和”之爭吵做一團，終在兵部代理尚書于謙的主持下，做出了整軍備戰的決定。
八月十八日，監國的成王朱祁玉召開“御前會議”，會議上，衆大臣怒斥宦官亂政，當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團，並在爭吵中爆發了羣毆，當場毆死了王振的親信太監馬順。因衆怒難犯，朱祁玉當場宣佈王振罪狀，並將王振全家滿門抄斬。而之前因爲“持重”導致朱祈鎮被俘的宣府總兵楊洪，居庸關總兵羅通，大同參將石亨，統統被赦免。
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號爲“景泰”，正在蒙古當囚徒的朱祈鎮被尊爲太上皇，同時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展開，諸多王振的親信宦官及黨羽紛紛落馬，全權負責北京防務的于謙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於十一月在北京保衛戰中擊退瓦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