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朝遭遇國際法
爲了扭轉逆差，還在乾隆朝時，英國就派馬戛爾尼到中國來了。
沒想到，雙方發生了一場爭執，乾隆說，天朝應有盡有，無需貿易。
爲什麼會起爭執?是英國人不懂禮，他們沒有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
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回英國後，寫了《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談到“禮儀之爭”時，說：中國人稱這個禮爲“叩頭”，它包括雙膝下跪，前額碰地九次，還有什麼禮節比它更下賤呢?
是不是世界已經進入了“外交”時代，而中國還停滯在天朝體系中呢?
有人說，當時的英國也沒有進入“外交”時代，因爲，過了三年以後，英國思想家伯克談起“管理或處理國際關係”，纔開始用“外交”一詞，使“主權平等”的“外交”原則在英國確立起來。也就是說，馬戛爾尼來中國時，並沒有帶着主權立場和外交原則來，所以，“禮儀之爭”，還不能算作主權國家與天朝體系的衝突，亦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誤解，而是“兩個擴張性帝國”的霸權之爭。
此爲一說。然而，果真如此嗎?我們知道，早在1648年，歐洲爲了結束三十年戰爭，交戰各國聚集在今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明斯特市和奧斯納布呂克市召開國際會議，簽訂並確認了一系列條約，這些條約，統稱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爲主體的國際法體系。
雖然均勢並不鞏固，但和約確定的“主權平等”的國際關係準則卻很牢固。
此後，歐洲戰亂頻仍，但戰爭的性質已改變，各國不再以宗教名義以神聖原則發動戰爭，而是爲了國家利益而戰，無論各國如何縱橫捭闔，卻無不自稱忠於國家主權，奉行各國平等。
構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的基本原則，現在看來，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國家主權至上，教皇神權退出，民族國家以國際法替代了神權。二是以國際會議解決國際爭端。和約涉及領土劃分、戰爭賠款等複雜問題，各國以國際會議方式有效地處理了這些問題，爲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範例，從此召開國際會議成爲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模式。三是關注人權問題。和約對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以及爲戰爭受難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也提出了國際化的解決方案，爲後來的日內瓦公約作了準備。四是對違約國的集體制裁以及協約各方一致行動原則。和約規定，參加協約的所有各方應有義務保衛和保護本和約的每一項條款不受侵害，如有侵害，協約各方必須站在受害者方面，爲受害者提供支持，還擊侵害者，並對侵害者施以集體處罰，這就使該和約成爲了國際法的搖籃。
英國是“三十年戰爭”參戰國，也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締約國，到了馬戛爾尼時，英國已經在這個體系裏待了一百多年，說此時的英國還沒有主權立場和外交原則怎麼也說不過去。“禮儀之爭”提出了國際關係的合法性問題，是用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來挑戰中華天朝帝國。
世界近代史開端
我們知道，中世紀，東西方有三大帝國，東方有中華天朝帝國，西方有神聖羅馬帝國，中間有奧斯曼帝國，“三十年戰爭”，就是歐洲新興民族國家，同神聖羅馬帝國之間的戰爭，正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結束了這場戰爭，也正是這個體系的出現，促使民族國家興起，瓦解了神聖羅馬帝國。儘管在“三十年戰爭”中，奧斯曼帝國同法國結盟，也參與了戰爭，也想來瓜分神聖羅馬帝國，但這個體系在解體了神聖羅馬帝國後，不僅沒有給奧斯曼帝國留有位置，而且反過手來收拾奧斯曼帝國了。
馬戛爾尼來東方了，他沒有帶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而是帶這體系來了，帶來了國家軍備，還帶來了國家主權，不是那種劃界自守保境安民的收縮性主權，而是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向全球擴張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擴張性主權，我們稱之爲“強權”或“霸權”，很有點像春秋時代中原各國的盟約霸權體系，而西、荷、英、法諸國，亦頗似齊、晉、秦、楚之流了。周天子虛政與教皇神權退出政治何其相似，周朝式微而周禮行於天下，神權退出而傳教遍及世界，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列強以神權擴張主權，周禮有如國際法成爲國際關係的準則，滿清滿口春秋大義，其實不知春秋時代爲何物，以爲春秋大義就是大一統，而不知其爲國際主義，惟以大一統之天下自居，而鮮知其爲國際法的功能和意義。
西方的神聖羅馬帝國早已退出歷史舞臺，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也在挨宰，連教皇都放下了神權，惟有大清朝的皇帝還在天下觀的美夢裏發呆。近代世界，看上去很像中國春秋時代。
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建立以來，至今已有三百餘年，爲各國解決了多少矛盾和爭端?在此和約的基礎上，各國於不同歷史時期，又簽訂了許多條約，建立了一些新的體系和國際組織，包括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等，但是這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超出此和約規定的國家主權至上及其獨立平等的範圍，近現代國際關係的發展，都在此和約的原則和框架內，可以說，此和約是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奠基石，聯合國就是在這塊基石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看一國的歷史是否屬於近代，要看它在政治上是否向民主發展，在文化上是否向科學發展，在經濟上是否向自由貿易發展，在國際上是否向主權國家發展。以此爲據，我們來看世界近代史的發端，眼光從革命與戰爭轉向和平與發展，在關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同時，不妨也關注一下處於同一時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由此體系確立的國家主權和基本人權、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不是以一國選擇，而是以各國認同，不是以一國之法，而是以國際法，爲世界近代史開端，較之以英國一國革命爲開端，它有着更爲廣泛的國際性。
中國近代史是世界史，這樣來看它，才能看得清，理得順。十七世紀初期，是世界從中世紀轉入近代史的關鍵時期。此次轉型，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剛好在明朝萬曆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經濟上，爲近代化的生產方式和自由貿易做好了準備;文化上，爲科學的興起做好了準備;思想上，爲啓蒙運動的到來做好了準備。當利瑪竇帶着歐洲啓蒙思想對中國的認識和教皇賦予的傳教使命來到中國時，中國已有了徐光啓、李之藻那樣的傑出人物在等他到來。此時的中國，與歐洲是同步發展的。1640年前後，成爲了世界的一個轉折點，英國以資產階級革命爲標誌完成了轉型，歐洲大陸以確立新教主權國家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爲標誌完成了轉型，惟有中國的近代化轉型，被北方農民起義和清軍入關打斷了。
【3】世界政治的老賬
中國太大，南北發展不平衡，向近代轉型，主要發生在江南一隅和東南沿海一帶。清軍入關後，北方几乎沒有什麼抵抗，值得一提的抗戰，都集中在江南和東南沿海，王朝抗戰，民族抗戰，還有文化抗戰，交織在一起。因此，抗戰失敗，不光是王朝失敗，還是民族與文化的失敗，失敗的標誌，就是留了一根辮子。爲了不留辮子，江南再度抗戰，整個東南沿海都參與到抗戰中來了，而北方卻沒有響應。江南人決不留辮子，就像馬戛爾尼決不叩頭一樣。後來，英國人發動戰爭的一個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爲了捍衛不叩頭的權力而戰。英國人戰勝了，可以直面中國皇帝，而無需叩頭。可江南再次戰敗，連江南人也不得不留辮子，那一點覺醒了的民族意識，本來是民族國家的萌芽，可惜被摧殘了。
不過，從近代化倒退回去也不容易，經歷了康雍乾三朝，才一步步退回去。滿清入主，在文化上可以被漢化，但不能被近代化，因爲滿清剛進入中世紀，而漢文化早已是中世紀的標準了。一個還在進入中世紀，一個卻要走出中世紀，確切地說，走出中世紀，不是漢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最先進的一小部分，是江南文化和東南沿海文化。近世學者告訴我們，江南的生產方式裏，早就有了資本主義萌芽，江南的學術範式裏，早就有了科學思想萌芽，胡適說清初考據學裏已經用了科學的方法。
歷史的倒退，也是逐步的。康熙帝首先要爭取王朝勝利，所以，先放了文化一馬，加上他胸懷很大，多少還能容忍近代化，這就造成了“清初之學大”。雍正朝，王朝已定，便拿文化來開刀了，大興文字獄，殺向文人。到了乾隆皇帝的手裏，更是兩手抓，除了搞文字獄，他還修書。修書是爲了毀書，以修《四庫全書》爲例，纂修期間，毀書約三千種，六七萬卷，與《四庫全書》收的書大體相當，凡有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的書，都在被毀之列，故此書告成之日，便是中國近代化全面倒退之時。
請注意，還是這位乾隆帝，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他以天朝的傲慢，拒絕了馬戛爾尼，看似面子問題，實有算老賬的意思。那一本世界政治的老賬，乾隆皇帝把它算到了英國人的頭上。
明亡後，鄭氏圖謀光復，荷蘭人盤踞臺灣三十多年，被鄭氏一舉奪取。還在被圍困時，荷蘭人就請求清軍救援，被攆出臺灣後，仍派艦隊駛抵閩洋，以清荷聯軍，先奪金、廈，再取臺灣。但荷蘭再也不能恢復它在中國海的霸權。本來，荷蘭與清朝有約，聯合攻打臺灣，打下臺灣後，清朝仍將臺灣交給荷蘭。但荷蘭自退出臺灣後，國力大傷，又與英國戰於大西洋，再也無力顧及東方。
荷蘭立國，以東印度公司爲支柱，該公司曾經控制了東西方貿易的兩條財路，一以臺灣控制檯灣海峽，一以噶邏巴控制馬六甲海峽。鄭成功收復臺灣，使荷蘭失去臺灣海峽，斷了一條財路，英國人佔領新加坡，又奪走了馬六甲海峽，這兩條財路一斷，荷蘭就衰落了，其海權，從東到西，被英國一一奪去。荷蘭助清軍攻克臺灣，卻無力來討要，因爲蒸蒸日上的英國人又在大西洋把荷蘭打敗了。
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出使歐洲時，乘船經過香港和新加坡，他專門上去考察了一番，對英荷兩國治理殖民地做了比較。他說，荷蘭踞南洋各港口，“專事苛斂，以濟國用”，而英國卻“以本地之財，濟本地之用”。以英國在印度和澳大利亞爲例，每年收入逾萬萬，都沒有拿到英國去，而是用來建設本地，“使其人民共之，故無怨者”。因而，“蘇門答臘各小國，樂以其地獻之英人”。
他還有一個發現，發現英國人得到華僑擁護。當年，鄭氏驅逐荷蘭，令旗行於南洋，華僑聞風響應。而英國，亦正與荷蘭人爭奪海權，從西洋打到東洋，當然要支持鄭氏集團。據說，鄭芝龍在金門料羅灣海戰中，就用了全新的英國大炮，其戰法，亦與英國海軍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相似，其結局，成爲東西方海權轉機，至鄭成功收復臺灣，荷蘭始衰矣!從此，荷蘭與清朝締約，誓滅鄭氏，英國與鄭氏結盟，夾攻荷蘭。鄭氏亡，但華僑仍在，便轉而支持英國。乾隆年間，荷蘭人在噶羅巴對華僑大屠殺，釀成“紅溪慘案”，乾隆帝並未譴責荷蘭人，反而說死難華僑是“天朝棄民”，繼續與荷蘭人通商。
荷蘭屠殺華僑，實與清朝聯手。清朝知其禍患在海洋，但其視野所及，並非西方列強，而是中國民間海權，因爲明末反清運動的動力就來自海上，後來孫中山也發動於海上。當時，滿人與西方列強一樣，都是入侵者，滿人來搶國土，列強來奪海洋，面對這樣兩個入侵者，中國民間奮起，爲海權而戰。可以說，中國民間海權，是近代以來共和國興起的根源，“反帝、反滿”，即由此發端。
到了嘉慶帝，英國又派使來，這位皇爺，不僅傲慢，而且無禮，還格外小氣，氣歪了英國人的鼻子。看上去，皇帝一再拒絕與英國貿易，其實並非貿易問題，而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也許英國人自己都忘了，他們曾與鄭氏王國結盟，可朝廷沒有忘記，清朝皇帝比我們想象的更懂世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