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宋朝財政危機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談到宋朝，許多人普遍的第一印象是：富裕、有錢。
宋朝確實很發達，結束了唐末以來的天下紛爭，民生得到發展，並且宋朝重視商業，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個巔峯時期，兩宋延續三百多年，文化和經濟的成就得到公認。
甚至還有宋朝GDP佔當時世界80%這種在網絡上流傳甚廣的說法，真假這裏就不做討論，只是從側面來說，也反映大家對宋朝富裕的認同。
但是話說回來，經濟發達了，國家就有錢了嗎，實在是未必啊。
如果說富裕的宋朝在很多時候都伴隨着財政危機，是否有些自相矛盾。不過，這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宋朝的財政危機
說到宋朝的財政危機，有件很著名的事——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
變法總要有原因，好法自然不用改變，變法的一大原因，正是由於當時北宋的財政。
這時期的財政情況有多惡劣，在《續資治通鑑長編》裏一句話就講得很清楚：
自康定、慶曆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康定、慶曆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從前幾個皇帝積累下來的府庫，到宋神宗時期已經都花了出去，只剩下空空的賬本，也就是說國家財政已經空了。
所以王安石纔要變法，變法的一大目的就是富國。爲啥要富國?因爲國家沒錢了唄，國家有錢沒錢，宋神宗當然知道，因此他是王安石的堅決支持者，君臣合力之下，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這些重要法令的立意都是從理財富國入手。
宋神宗時期試圖變法，財政危機卻早在真宗仁宗朝就已經暴露出來。
仁宗在景祐五年(1038年)曾下旨對天下收支進行了一次統計，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被稱爲盛世的仁宗朝已經到了吃光用光的地步。
《宋史·食貨志》裏記載：“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登。皇佑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
可以看到，歲入數字確實很高，但卻基本沒剩下的，國庫空空如也。
神宗時期財政更加惡化，連郊祀祭天的費用都已經負擔不起了。
“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劃刷，殆無留藏。”
財政入不敷出了，必須想辦法，因此早在王安石變法28年之前，宋仁宗就在慶曆年間實行了新政，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提出“條陳十事”，厲行變革。
前後兩次改革，不管法再怎麼變，開源節流都是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財政危機是促使它們發生的主因。
這還是北宋，到了南宋，喪失了大片疆土的南宋王朝，表面上依舊繁榮，財政危機卻更加加深。
具體到州、軍、縣，舉兩個例子。
紹興初年(1131年)洪州供養官兵一個月需要糧米七千多石，一年就要八萬五千多石，地方上去掉需要上供的數目之後，只剩所需求一半的數目。
紹興二十六年宜興縣一年收入是一萬五千多緡，支出卻達到三萬四千多緡。
從中央到地方，入不敷出的情況是愈演愈烈了。
“三冗”問題
既然宋朝很富裕，又爲什麼鬧起財政危機來了，歸根結底，還是制度的問題，不然從仁宗到神宗，也不會一門心思想着變法了。
宋朝吸取唐朝滅亡的教訓，從財政到軍事對地方都控制很嚴格。地方上沒有財政系統的人事任免權，需要朝廷經手;在支出上，朝廷會對州縣的開支做好預算，地方上收的經費，預算內的留給地方，其餘的全部上交，這叫上供。也就是說，財政權力全在朝廷手中。
在北宋初期，財政還算寬裕，給地方的預算也算足夠，從中期開始由於多種原因的作用，朝廷對地方的徵調加大，地方上的開支又增加，逐漸導致地方入不敷出。
地方上收支不敷，中央也發生財政危機，原因也是開支大量增加，從地方到中央，開支大量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三冗”問題。
“三冗”指的是的“冗官”、“冗兵”、“冗費”。
冗官問題也就是現代所說的人浮於事、機構臃腫。
冗官問題有多嚴重，有個數字，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官員總數是9758名，宋仁宗皇佑年間，就達到了17300名，宣和元年已膨脹到了48377名，百年左右，官員數量增加了40000多名，數倍於真宗時期。
官員這麼多，胥吏就更多，在宋真宗鹹平四年(1001年)，就已經有人建議要一次性裁減天下官吏19.5萬餘人，可想而知官吏的數量。
冗官之外，還有冗兵。冗兵就是兵員過多，大多是無用之兵。
養兵的政策是宋太宗時期就定下的制度，養兵的原因，趙匡胤就說得很明白“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爲百代之利，蓋千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宋太祖大概是被唐末和五代的軍閥割據整怕了，寧願花費巨資養兵以防止兵變。
這個制度被承襲下來，結果就是軍隊人數的暴漲，宋太祖時期全國軍隊還只有40萬不到，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已暴漲到125萬左右，以後雖然有回落，也保持在百萬以上。
至於軍隊的戰鬥力，由於軍事制度的問題導致大部分軍隊戰力堪憂，相當於國家花大錢養了一羣無用之人。
從制度設計上看，無論是冗官還是冗兵，本意都是爲了維持王朝的統治，把官和兵都養起來，巨資養官可以收服天下士子之心，官員人數多了，權力就被分散，從地方到中央，都難以出現權力過大的官員生異心造反的事情。
養兵則是爲了消除民間叛亂的隱患，宋朝制度的設計，又難以出現擁兵自重的將領，兵變的可能性也變得很小。
從這些角度來看，有宋一朝沒有發生過如同漢唐時期一樣的內亂，也沒有大的兵變，更沒有藩鎮割據，並且在北宋滅亡時，南渡的政權還得到了文官和武將的一致支持。
或許可以對比一下南明，南明地盤、人口都比南宋更加廣大，卻得不到各方勢力的擁護，最終分崩離析。
如此來看，制度設計的初心得到了一定回報，宋朝雖然軍事積弱仍然能堅持三百多年，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問題都有兩面性，無法迴避的則是冗官和冗兵也就成爲了沉痾，帶來的後果就是冗費。
百萬級別以上的官吏和軍隊，需要鉅額財政，在宋仁宗的皇佑年間(1049年-1054年)，養官和養兵佔到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了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年- 1077年)，就幾乎入不敷出。並且，這段時間朝廷的收入是在不斷增加的。
皇佑所入三千九百萬 ，而費才三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
這是北宋，到南宋時期，情況並沒有好轉，冗費問題始終困擾着大宋朝廷。
雪上加霜的是，南宋面臨的軍事威脅更大，在軍費上的支出也就更加巨大。地盤變小了，軍隊卻增加了，財政危機自然也就加重了，僅軍費一項，就要佔到國家財政支出的80%，“東南民力, 耗于軍費者十八”。
強敵壓境，軍費固然是難以削減，不過冗官問題同樣在南宋延續。
在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僅六品到九品的低級官員就還有38864名。相比之下，這時候南宋的國土已比北宋大大縮水。
朱熠在寶祐四年(1256年)上疏有過比較，宋真宗景德年間是用天下三百二十多個郡的財政收入來供給一萬多名官員的俸祿，宋理宗寶佑年間卻要用一百多個郡的稅賦養二萬四千多冗員，所以“邊郡則有科陣支撥, 內地則欠經常綱解, 欲寬財力, 必汰冗員”。
有宋一朝，從皇帝到大臣，不少都在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不管是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還是到南宋幾位皇帝推行經界法、推排法、自實法的修修補補，卻都始終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其實，三冗問題在歷代封建王朝都有所發生，並不是宋朝獨有，但宋朝制度的設計使得三冗在宋朝成爲一個對財政收入影響很大的問題，並終宋一朝也無力得到扭轉。
此外，除了三冗問題，宋朝還有不少導致財政危機的原因，比如皇家開支的奢靡和浪費、稅收制度的缺陷、官員隊伍龐大又帶來監督不力的問題等等。
以上種種，就成爲宋朝雖然收入很高，卻經常鬧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
宋朝收入高，支出更高
有一說一，從北宋到南宋，財政危機也並不是伴隨王朝始終的。
雖然財政危機從真宗朝就已開始，經歷了仁宗和神宗，到了宋神宗即位後17年，即元豐年間(1084年)，政府財政狀況卻又出現了轉機。宋哲宗即位後，經過熙寧末年到元豐年間的變化，已經“時諸路所積錢粟可供二十年經費”，前後兩次變法雖然雖然失敗，卻還是產生了一定效果。
南宋時期，開禧北伐之後，南宋在金、蒙攻伐之際覓得短暫和平，財政有局部好轉。紹興年間推行清查與覈實土地佔有狀況的經界法;宋理宗、賈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在局部地區也曾短暫地起到了一些效果，這些也算是在往下坡的路上踩了一腳剎車。
總而言之，這些局部或暫時的起色還是無法改變宋朝財政危機的特點。大宋王朝國家收入確實很高，支出卻更高，從國家層面來說，它還真不能算是個富裕的王朝，因爲賺得多花得更離譜。
宋朝始終想着如何解決財政危機，變法行不通，到後來不得不濫發貨幣，被後世津津樂道的世界第一張紙幣交子，逐漸就變成了官府掠奪民財的工具，造成了社會通貨膨脹。
打個比方的話，宋朝就像個龐大的公司，營業收入很高，機構卻異常臃腫，各種人浮於事。公司的營收去除各項開支，真正剩下的錢就沒幾個了。
沒錢，開支卻省不了，許多任領導都想改革也有心無力，逐漸就入不敷出，以公司信用爲質押發行的貨幣，最後也成了斂財的工具，信用破產，那您說這個公司是有錢還是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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