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卒於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州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裏。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師。
本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西南)人。幼聰敏，十二歲出家。後事佛圖澄爲師，甚受賞識。因北方戰亂，南下襄陽，居十五載。後入長安，居七載，竟卒。道安著述、譯經很多，對佛教貢獻很大。自漢以來，佛學有兩大系，一爲禪法，一爲般若，道安實爲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無」(即性空)之學，爲般若學六家之一;確立戒規，主張僧侶以「釋」爲姓，爲後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佈南北，慧遠、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門下。道安是當時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毗曇》等經共百餘萬言。他對以前的譯本作了校訂和整理工作，並編出目錄。其提出的翻譯文體問題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博學多識，以才辯文學著稱，文章爲當世文人所重。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係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註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爲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爲"印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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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爲形貌黑醜，不爲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裏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准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鹹康元年，335年)，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薓澤(今臨汾縣境)去住。薓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註解。
道安在薓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爲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爲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應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爲然，他以爲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爲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爲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衆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恆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衆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裏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髮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儁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儁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衆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爲廣佈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裏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
佛教初傳中國時，爲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爲"格義"。道安早年也應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侷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爲"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爲格義之法爲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見。
石趙滅亡後，北方戰亂不休。爲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爲了廣佈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衆往巴蜀，部分徒衆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後，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殷勤。然而衆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爲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讚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衆，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衆不同的風格。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當時上層社會。爲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爲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時，爲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爲"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着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僞經"。有鑑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衆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羣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僞，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爲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爲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爲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爲《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瞭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盤，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隨着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爲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爲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爲姓，代代相沿，成爲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羣，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爲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着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歎!
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但他認爲戒律是可以"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在禪定方面，他認爲修禪所達的境界，可以使修禪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他主張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半日用"考文"、"察句"之法，而應透過繁複的文句，體會其精神實質，纔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義諦和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這是關於考校譯本、註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雲: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
這是創制《衆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啓後，循着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象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象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雲:安既德爲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在當時見到很好的效果，如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
這是習鑿齒親自所見的事實。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的影響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郄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請他去開示，有的供養食米千斛，有的送銅萬斤。他創立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可見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堅是東晉的敵人，也遣使送來外國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箔繡像、織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爲了莊嚴檀溪寺。東晉孝武帝曾經下詔書表揚道安，並且要當地政府給他像王公一樣的俸祿。這都說明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堅遣苻丕攻佔襄陽，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苻堅並認爲襄陽之役只得到一個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爲習鑿齒。苻堅既得道安，就請他住在長安五重寺，時年六十七。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當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主要的是組織翻譯事業。如曇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曇八犍度論》，鳩摩羅跋提翻譯《毗曇心論》、《四阿鋡暮抄》，曇摩鞞翻譯《摩訶鉢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都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有時對於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訶鉢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爲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據《高僧傳》卷五說，魏晉沙門依師爲姓，姓各不同;道安認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才改姓釋氏。又他廣博的學問和文學的素養，成爲長安一般衣冠子弟請教的目標，當時有"學不師安，義不中難"的諺語，可以想見他爲社會所推重的情形。因此當苻堅要想進攻東晉，朝臣勸諫無效的時候，大家又請安乘機"爲蒼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堅同車的機會中進言規勸，而苻堅不聽，終至敗亡。
苻堅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圓寂於長安五重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