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首輔，即內閣中位列第一的輔臣。在明代，“首輔”是對內閣大學士(少數以翰林學士入直內閣)中位居第一者的尊稱，與內閣”次輔“、”羣輔“相對，一說大致產生於明英宗天順年間，始自李賢;另有從明仁宗時大學士初兼師保之官的楊士奇起算、從明成祖創建內閣時起算、從明世宗在位期間起算等說法。
內閣首輔並無明文規定，而是政治實踐的產物。嘉靖、隆慶與萬曆初年，首輔、次輔界限嚴格，首輔之權最重，主持內閣大政，尤其是掌握票擬權，次輔不敢與之抗衡。在內閣之外，內閣首輔也已成爲文臣之首，並能有力地影響六部，其中張居正還嘗試通過考成法以使對六部的控制得到制度化。張居正之後，內閣首輔權力趨於衰落。
對於內閣首輔的性質和地位，存在“顧問”、“宰相”、“開府之書記”、“輔相”等多種說法，當代學界主流觀點認爲其並非宰相。嚴格意義上，在明代內閣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強調內閣大學士職權差別的時代，不存在”內閣首輔“的概念。
唐宋學士
內閣官員的名稱，如“某某殿大學士”、“某某閣大學士”等官名，始創於唐朝。但唐朝的集賢殿學士的職責主要是編輯圖書、發現推薦文學賢才，不是掌握行政權的中央機構。宋朝設立的“殿閣大學士”名目繁多，如“觀文殿、端明殿、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等學士，但多是作爲榮譽銜，無實際職責，與宰相不一定重合。
內閣初建
明朝建立之初設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丞相，罷中書省，親自掌管六部。然而，政務繁重，朱元璋獨自處理，也感到力不從心，遂先設置春夏秋冬“四輔官”，後又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設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爲皇帝顧問。這些官員作爲很小，與前代宰輔不可同日而語。此外，他也從翰林院中臨時啓用官員協助處理章奏。
朱棣篡位後，於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特派翰林院官員解縉、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此後祕書官員常設，漸有“內閣”之稱。內閣中的官員一般以“某殿或某閣大學士”作爲官職名，但該“大學士”僅作爲兼銜，其正式職務仍爲翰林院官員，品級不過五品，其下不設置新官署，職權受到限制，其性質也仍屬“顧問”。然而，閣臣們憑藉接近皇帝，對皇帝的決策仍有重要影響力。洪熙、宣德年間，多人內閣逐漸簡爲“三楊”輔政，而閣臣官階、內閣權力都開始快速上升。
閣臣分化
內閣首輔並非由制度規定在內閣中設置的職位，而是在實際政務運作當中形成的，其產生源於內閣“輔臣”(一般情況下即內閣大學士)位次的差異和由此帶來的職權、地位的不同。
在永樂年間，七人內閣組成之初，成祖對內閣有所命令，就會說“解縉等”;解縉被貶滴後，就改說“胡廣等”。宣德、正統時，閣臣論事，經常是以楊士奇領銜，羅汝敬稱其爲“四朝耆臣，二聖元輔”(《明史》中“耆”作“老”)。王世貞在追述史事時，也將楊士奇稱爲內閣首輔。但這個時侯，各位閣臣地位相近，又多在御前議事，首次尚無明顯區分。
正統年間，“三楊”與新入閣的陳循等人差距凸現出來。章奏票擬的機務原由“三楊”主掌，陳循等在三楊中僅剩楊溥一人的情況下，經過禮部奏請，才得以參預其中。這被趙翼認爲是閣臣間職權不等的一條例證。
正統、景泰之際，閣臣議政票旨皆在文淵閣，當時楊溥已逝，由陳循主議。葉盛攻擊陳循，說他“謬當內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諭陳循說“朕任卿掌內閣事”：這些都體現了陳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景泰年間的內閣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陳循;在內閣外，六部分權、直屬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堅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書于謙也遠遠超過閣臣。曾有御史建言“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被于謙依據祖制駁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