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
周朝時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劃分爲諸侯的社會制度，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務。然而西周時各諸侯國的軍隊並不由國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傳》：“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氏和高氏就是掌握齊國兵權的守臣。東周諸侯國軍隊爲國君所掌握，直接導致了周室的衰微。周王是共主性質的(共主是氏族社會遺留的領袖模式，禹爲最後的氏族共主)。諸侯的土地理論上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襲。春秋時期，隨着井田制的瓦解和爭霸戰爭的發展，周朝王室衰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實亡。從這時起，大國兼併小國後，多以其國土置縣，封建制度逐漸式微。
周武王實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爲了安撫殷民，同時加以監視;其次是進行武裝移民，藉此擴展勢力;還有就是籠絡人心，以鞏固周朝的統治。
第一次封建
封建實際上是分封諸侯，即將土地分給諸侯去建立他們的管轄範圍。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經過和內容，主要有以下數項：
武王克殷後，自動退出殷都，封紂王的兒子武庚到那裏，繼續管理商的遺民; 武王在殷的附近，分封自己的三個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目的是監視武庚，稱爲“三監”; 武王定都於鎬京後，又分封親屬和功臣爲諸侯，這些封國大多數集中於黃河南岸。
周公東征平亂
西周建立兩年，周武王就死了。他的兒子周成王年幼繼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代理政事，這種做法稱爲“攝政”。三監不滿，便散佈謠言，說周公會對成王不利，又慫恿武庚共同起來叛亂，史稱“三監之亂”。
周公親自領兵東征對付三監，用了三年的時間，才把亂事平定下來。後來他在洛邑(河南洛陽)營建東都，並將其作爲統治東部地區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又把參加武庚叛亂的“殷頑民”遷到那裏，且派駐重兵加以監管。周公又制定禮樂制度，藉以維繫國家和社會的秩序。
第二次封建
周公平定了三監之亂，實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三：
分化殷地遺民，防止殷民再次起來叛變; 鞏固周朝的統治，作爲王室的屏藩; 擴大統治範圍，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周初第二次封建的內容主要包括：
把殷人舊地分封爲宋、衛二國，以方便統治; 大封親屬和功臣，作爲王室的屏藩; 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國向東移，部分更遠至東方海邊，藉此擴大統治範圍，並將殷人的封國包圍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亂。 其中如將姜尚之子呂伋封在山東的齊，召公奭之子於燕，加強對東方的控制。
分封諸侯的作用
周武王和周公總共分封71國，其中姓姬的諸侯佔了53個，可見周初兩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諸侯多數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纔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稱爲“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權威，分封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們作爲中央的屏藩。
此外，諸侯的爵位，分爲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諸侯必須服從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納貢品，定期朝見天子，並帶兵隨天子作戰。
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國，分遣其人衆一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並不與生產工具的改變相伴隨。……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爲了軍事與政治的目的，頗不必用經濟發展的理論當作歷史演化過程中必經的一環。
目的
一、安撫殷民：封紂子武庚於殷，並在殷的周邊，設邶、墉、衛三國，封給霍叔、管叔、蔡叔，用來監視武庚，此舉明告天下，滅紂是弔民伐罪，無滅殷絕祀之意，以安撫東方的殷人。
二、興廢繼絕：把焦、祝、薊、陳、杞這些封國，封給有功德於人民的古代帝王的後裔，表示崇德報功之意，鼓舞民心。
三、移民實邊：齊、魯、燕三國，爲周在東方新的領域，這些封國爲移民實邊攻策，而寓有區域的開發，足食足兵的用意，同時在政策的運用上，也可以說在殷民族的後方，建立了牽制的力量。
宗法制度
西周還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維繫封建制度的發展。宗法制度規定天子、諸侯等職位，只有“嫡長子”纔有資格繼承，其他兒子則被分封爲次一級的職位，即諸侯、卿大夫或士。這兩種制度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鞏固周朝的統治。
瓦解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變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爲首，由上而下的系統。自平王東遷後，因其弒父之嫌及諸侯擁護，地位日降，終至“王命不行”，乃諸侯崛起之時，霸政時代開始。爲迎合需要，郡縣萌芽，世卿世祿式微，上下階級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經濟教育權力下放。宗法隨時間淡化，封建面臨崩潰。及至三家分晉，戰國開始，上述情況發展更盛，改變趨勢銳不可擋。“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之初，僅存百二十四國。春秋諸國，吞併小弱，大抵以其國地爲縣。因滅國而特置縣，因置縣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漸變爲郡縣之制。”在秦滅六國之戰後，秦朝廢封建，置郡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制度。
秦朝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國家政權實行中央集權制，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國推行單一的“郡縣制”。
漢朝
漢朝承襲了秦朝“郡縣制”這種行政區劃管理制度，與秦行政區劃不同的是，在推行“郡縣制”的同時又推行封國制，封國包括王國和侯國，這兩種並行制又稱“郡國制”，兩漢時期雖郡國並行，但仍以“郡縣制”爲主。漢朝初期，劉邦面對拼湊起來的諸侯勢力和亡秦後的六國背景，首要任務是：勉力維持穩定局面，剷除異姓諸侯王，以分封子弟的方式，調和異姓諸侯王與郡國制的兩極偏差，劉邦與項羽相爭時，先後分封七個異姓王。稱帝后，又分封同姓九王，使後來中央政府及封國之間的對立，延續了很長的時間。漢初恢復封建制，同時又施行郡縣制，使郡國雜處，以相牽制，對維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起到積極作用。
封國與郡並行
西漢建立之初，漢高祖把七個協助他對抗項羽的功臣封爲異姓王(與皇室不同姓氏的諸侯王)，“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後來用謀反的罪名或其他辦法削平了這些封國，改封皇室子弟於七王舊地，作爲藩王、諸侯王。至於其他地方，則仍採用秦代的郡縣制。
這種“郡國並行”的情形，使諸侯王國對中央構成威脅，埋下了西漢政治危機的伏線。
平定七國之亂
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期間，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民生有所改善，國家一片興旺。但諸侯王勢力日盛，漸漸變得驕橫跋扈，漢景帝爲了加強中央權力，實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諸侯王的不滿，於是導致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漢景帝派將軍周亞夫平息了叛亂，並且削減了諸侯王的權力，使他們成爲只食俸祿的閒員，不再治理人民。從而，中央集權統治的根基更加穩固了。
削減諸侯國勢力
吳、楚七國之亂平息後，諸侯的權力已被削弱，不過他們仍擁有遼闊的領地，經濟力量也很大。漢景帝死後，漢武帝承襲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頒佈“推恩令”，容許諸侯把王國的土地分封給他們的子弟，使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勢力大爲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西晉
西晉立國後，晉武帝分封諸王，於277年遣諸王就國，其中一些都督諸州軍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瑋督荊州。統一後，爲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武帝裁撤州郡兵。分封諸王與去州郡兵是避免權臣專政及地方割據的發生，但卻使宗室權力有逐漸凌駕中央的趨勢。當時邊境的胡族遷入中原，對晉朝呈現半包圍形勢。這些胡族時時受漢官欺壓或受漢人歧視，因此心生不滿。河西鮮卑禿髮樹機能與匈奴劉猛的內侵，使郭欽建議用武力將內遷的外族強制遷出，晉武帝不用。由於胡漢摩擦狀況仍未改善，當朝廷元氣大傷後，周邊胡族便爆發五胡亂華。
唐朝
中國自秦始皇時代實行郡縣制，具體做法各代不同，但西漢以來就與封邦建國的分封制並行，當然封建的制度歷代也不太一樣。皇室宗親總是有些政治、經濟、社會的諸種特權的，這並不難理解。唐朝建立，李淵爲了給自家唐王朝壯大勢力，把老李家家族裏同一曾祖的兄弟、同一高祖的兄弟、兄弟之子通通都封了郡王，有些小孩子也得以封王，有數十人之多。
討論封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以後，就和臣下討論：遍封宗族之子於天下。封德彝表示：和歷代情況比較，唐朝封王規模超過以往各代，以往一般是皇帝的兄弟或皇子才能封王的。如果是宗族較疏遠的兄弟，只有對本朝有大功的纔會封王。封德彝認爲高祖李淵廣封親族兄弟，給予崇高的爵位，還規定較多的百姓爲這些貴族服役，這都是爲李傢俬利考慮的表現，不符合以公心治天下的古訓。李世民面對好不容易奪來的皇位，很注意改變父親李淵的政策以做政治姿態爭取人心，於是下令只保留對本朝有大功者的數人王爵，其他的郡王都降級爲縣公。
到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和臣下討論享國長久之策，蕭瑀提出一個觀點：“夏商周三代實行封邦建國的制度所以立國長久，秦朝不實行這樣的制度，皇權孤立，所以很快衰亡。”蕭瑀的觀點比較武斷，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但帝王時代的君主，把王朝利益和家族利益聯繫起來考慮，也是很正常的。因爲只有對君主來說，“國”和“家”纔是一回事。唐王朝從蕭瑀這個建議開始，長期討論這個“封建”的體制問題。柳宗元寫的《封建論》可以算是這一爭論的理論總結之一。
持續爭論
第一階段的爭論持續了四年多。魏徵的反對意見最直接：隋末動盪，剛剛休養生息恢復一二，就要按封建制瓜分天下，遂有“五不可”之說：比如，推行封建制，則各級諸侯卿大夫都要靠國家俸祿，實際只能靠財政上的厚斂來維持。本來京城及附近地區賦稅數量就不算多，你再把京城以外地區都劃給諸侯，經費就更不夠了。李百藥說的也很直接：王朝命運長短自有定數，和封建沒有關係。以著名學者顏師古爲代表的意見則認爲：應該多樹諸侯，但要限制每一國的勢力，使封建諸國和郡縣互相摻雜，以便於控制。
到了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李世民表示下詔書表態：
皇家宗室與勳貴大臣都應該坐鎮地方，並且可以傳給子孫。如果沒有特別緣故，不得罷黜。命令有關部分研究研究，指定具體實施細則。
可見雖然說要區別於李淵的制度，但李世民的還是認爲封建的制度比較靠譜。
貞觀十年(公元636年)二月，封李世民的兄弟荊王李元景等和皇子李恪等爲各州都督。三月，和離開長安去就職的兄弟們講話時，李世民很激動，流着眼淚說：兄弟們不能經常在一起，但是爲了天下大計，不得不這樣做啊。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六月，荊王李元景以下21王擔任州刺史的，都規定子孫世襲;功臣長孫無忌等14人擔任刺史的也都定爲世襲。這樣就把秦朝以來實行的郡縣制行政體制，在一些重要地區改爲封建制了。
從貞觀五年到貞觀十一年，李世民的意圖很明顯，他對封建的理解和李淵的沒有本質區別，主要區別僅在於李淵分封了很多族屬疏遠的兄弟，而李世民要分封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皇子和功臣。
設立道州縣
兩年之後的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事情有了變化，原因是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人都不願意離開長安到自己的封國去，再三上表推辭，不接受皇上的安排。爲了打動皇上，長孫無忌還請自己的兒媳婦、李世民的女兒長樂公主幫忙說情。李世民看到長孫無忌、房玄齡、于志寧、馬周等衆多大臣尤其是長孫和房玄齡等重臣的反對意見，很無奈。他說：“割地以封功臣，是古今一貫的做法。而我是希望讓各位的子孫世代輔佐我的子孫，永爲藩鎮，傳之久遠。沒想到你們各位對此卻有不滿的意見，難道我還要強迫你們接受封地麼?”事情就是這樣，在大臣的消極怠工軟磨硬泡的努力之下，最終妥協的是皇帝，李世民的政治戰略沒有能夠完全實現，“詔停世封刺史”。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針對擔任都督和刺史的皇子大多年幼，沒有政治行爲能力，褚遂良上疏說：“西漢宣帝說過，和我一起治天下的，只有好的州郡長官啊!現在皇子幼稚，不瞭解如何施政，不如先留在長安，教他們儒家經典和政治，等到他們長大了再派他們到各州就任啊。”《舊唐書》說“上深納之”，《資治通鑑》說“上以爲然”。其實，李世民並沒有採取實際行動來糾正他委派皇弟皇子擔任各州都督的決定。
歷史上西周推行封建制是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的，有其不得不行的道理;而秦漢以來，形勢變了，封建制已經不合時宜。秦朝短命並不是因爲它沒有分封子弟。西漢分封，結果出了吳楚七國之亂，西晉更出了八王之亂，可見分封制有其自身難以避免的弱點。所以，自秦朝以來，在制度上都是靠官僚體制去實行統治的，而不能依賴封邦建國的制度。唐朝的有識之士，如李世民同時代的魏徵、李百藥，中唐的杜佑、柳宗元都能認識到其中的道理。這些事實，李世民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也並不深奧。但是，李世民沒有從歷史上吸取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在李世民的政治思想中，堅持主張並一再實踐封建制可以算是他的主要錯誤，關鍵就在於他有私心。他認爲，天下說到底是李家的天下，所以還是自家人才能讓他放心。就算這個制度推行不下去，也不拋棄，不放棄。
唐朝的歷史證明，封建制並沒有給唐朝帶來什麼好運氣。而歷史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人們很少從歷史吸取什麼經驗。
其他朝代
中國歷史上自三國開始直至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各個時期國家行政區劃管理上不同程度實行了“封建制度”，但分封不是主體;各個朝代政權穩定以後，封國與侯國實際成了行政區劃體系之一，或形式上分封;即使存在軍閥割據政權，大多數情況下，要領受中原王朝的冊封，如五代十國時期十國之一的楚國之國王馬殷，儘管於907年建國，仍舊於927年(天成二年)接受中原王朝後唐冊封爲“楚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