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和萬曆這祖孫倆，可以稱得上是明朝歷史上的兩個奇葩皇帝。兩人在後世人眼中，都不能算是個功載千秋的明君。嘉靖皇帝在位44年，他的孫子萬曆皇帝在位48年，都是20多年不理朝政。雖然被人們稱之爲昏君。然而祖孫兩者的人生軌跡迥異，對明代歷史產生的影響也完全不同。
嘉靖是庶出，如果不是正德無後，嘉靖這輩子頂多只是個兩湖地區的同姓王爺而已。所以，他的即位是非常幸運的。嘉靖即位之初，出於對朝廷政局的不瞭解和懾於朝臣集團的強大威懾力，做出一副勤政親賢的樣子來。待時機成熟，形成了擁護自己的小集團後，便拿“大禮議”對不服管教的大臣開刀。從這件事，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嘉靖對皇權的渴望十分強烈，絕對專制的慾望十分明顯，手段也頗爲果敢。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不好色是少數，嘉靖追求長生不老仙丹，採用處女初潮經血，這對他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在那個時代，任何一個個體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完整的人權，各種權益受到侵害是正常現象，老百姓只希望天下太平，吃飽穿暖，也就知足了。
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時期，基本形成了淘汰丞相，升格六部，由皇帝直接統領中央政府各個衙門，集總統、總理、副總理、軍隊最高司令和最高大法官於一身。然而，皇帝精力所限，權力集中了卻難以維繫繁重的工作，所以讓一些重臣充當皇帝的機要祕書，這些祕書品級不高(正五品)，但由於具備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才能，文字功底和經史底蘊深厚，所以得到重用，這些人稱爲殿閣大學士，他們幫助皇帝應對各種奏札、題本，並擬定初步意見(票擬)供皇帝參考，使皇帝的批閱難度大大降低。這樣，這些大學士就逐漸獲得了參政議政權。而這些大學士往往有一個頭目領銜，這個稱爲“首輔”的領銜大學士，就具有最權威的議政權。夏言、嚴嵩、徐階等人，都擁有這樣的權勢。而他們與六部尚書的合作，以及部分尚書兼任大學士，使得總理、副總理的部分職能從皇帝手裏轉移到大臣手中。因此，朱元璋和朱棣希望改變漢代以來皇帝垂拱，官僚集團總攬朝綱的局面，這種希望一廂情願，脫離了社會規律，難以成功。因此，有這樣一套制度做保障，即便皇帝不理朝政，國家也不會因此而出現太大問題，國家機器照舊正常運轉，只不過運轉的效率會慢慢降低，各種弊病會越來越多。
縱觀中國歷史，有作爲未必是好事。由於祖制帶來了龐大的既得利益，使所有王朝中葉的改革都會面臨強大的阻力，任何改革都會因爲過於倉促和敵對壓力過大而大打折扣甚至失敗。在儒家理想的治國體系中，皇帝作爲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君王，把議政權和執行權放手交給賢能和具有公心的大臣，是管理國家的有效手段。
嘉靖帶給明朝最大的幸運，是朝政所有的大事能由他一人說了算。當他頭腦清醒的時候，他就能做出幾件像樣的好事，比如平定倭寇，默許地方清丈土地等;當他頭腦不清醒的時候，就躲在宮裏煉丹，讓能者多勞。嘉靖沒有過多的思想障礙，他的一生中也沒有什麼心理陰影，所以他的很多選擇，看似招人鄙夷，實際很明智。
嘉靖留給隆慶的，不是一個太好的遺產，但也不能算差。因此，儘管隆慶好酒色不理朝政，但比較務實的內閣大學士卻能做出一些成績，並通過漸進性的改革逐步增強明朝的國力(比如與蒙古和好，解除海禁，加強北部邊防，繼續清丈土地，治理黃河等)。
萬曆就要倒黴許多。剛剛出生的時候父親還是藩王，總是受嘉靖猜忌，日子過得不痛快。父親即位後十分放縱，給他帶了壞頭。他的即位風平浪靜，只是因爲年歲小，被李太后和張居正管束。儘管張居正搞改革不遺餘力，但他個人生活的不檢點，這與他教給小萬曆的聖賢之學和對萬曆的嚴格要求大相徑庭，真是寬於律己，嚴於待人。所以，當張居正死後，萬曆就採取對張居正後人打擊報復和怠工不上朝，來作爲對朝臣集團的報復。而實力派大學士徐階、高拱，特別是張居正的下臺，使得官僚集團膽戰心驚——原來賢能的下場也是這樣!於是他們不敢放手有所作爲，大量國家政務被耽誤，國家機器運轉效率直線下降。
而萬曆年間，明朝面臨了兩個大難題：財政危機和東北危機。張居正積累的財富很快被低效率的國家機器折騰殆盡，國家造血能力顯著下降;建州女真的興起成爲明朝的勁敵。萬曆本人因少年生活的波折而帶來的變態心理，使他無法恰當的處理後宮的關係，鄭貴妃干預太子問題而引發的明末三大案，便是他在此方面無能的表現。後宮的混亂爲宦官干政創造了條件。由於皇帝長期不理朝政，在太子問題上險些違反祖制，導致他與官僚集團的矛盾不可調和，一部分官僚索性組成不同的集團，爲着類似這樣的事情的是非而爭論不休。後宮混亂，宦官干政，官僚爭權，這爲明朝政治的總崩潰埋下了禍根。
因此，儘管都是昏君，但嘉靖是幸運的，而萬曆是不幸的。歷史允許嘉靖怠政，但當萬曆也如法炮製之後，歷史便拋棄了明王朝。到最後爛攤子交到崇禎手上，縱使崇禎有心重振旗鼓，但卻是迴天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