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秦檜，這個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名錄的傢伙，很少有中國人不知道的。說起秦檜的“名言”，天下人知道的可能是那句誣陷害死岳飛的“莫須有”。但是，除了“莫須有”，很少有人知道秦檜還有一句真正的“名言”，就是“私史害正道”。千萬別看輕了這幾個字的“名言”，因爲它所牽涉的不僅僅是三幾個人的命運，它還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演變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南宋紹興十四年(公元1145年)，也是岳飛被冤死的第三個年頭。一心要與金人議和，以求偏安的宋高宗以及秦檜，儘管可以從肉體上消滅異己，卻無法鉗制天下人洶洶之口。自靖康之變後，天下發生的事情如此之多，因此，民間記錄當時史事，竟一時蔚然成風。而秦檜也知道，自己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一定會被秉筆直書的史籍永遠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於是，他除了排斥政敵和異己之外，還向宋高宗上書說：“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反害正道。”遂向宋高宗獻策，請求禁絕野史。對原本就心虛的宋高宗來說，此策正中下懷。由是，在秦檜的精心策劃下，一場大規模的打擊民間輿論的行動開始了。
對宋代的歷史文化而言，秦檜發起的禁私史運動無疑是一場空前的文化浩劫。譬如：《涑水紀聞》是北宋司馬光撰寫的一部紀實筆記，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在反“私史害正道”的運動中，司馬光的曾孫不但不敢承認他曾祖父的著作權，還被迫交出了《涑水紀聞》的大部分原稿，遂遭焚燬，致使後世所流傳下來的只是該書中倖存的一小部分。又譬如：學者李光，不僅本人遭到秦檜的迫害，還禍延所藏圖書。其家人在秦檜的淫威下，不得不把家藏的萬餘捲圖書盡皆焚燬。
爲了樹立自己在歷史中的正面形象，秦檜一方面禁燬私史，另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兒子秦熺安排在史官的位置上(《宋史.奸臣三》載錄：“檜乞禁野史，又命子喜以祕書少監領國史”)。由此，官家的檔案史冊上就只剩下對他的歌功頌德了。
其實，秦檜的所謂“私史害正道”，不過是一塊爲了掩蓋自己罪行的遮羞布而已。其中“私”和“正”的標準是極其清楚的，只要是對他不利的，就是“私史”，就是“誹謗”，就要遭到禁燬。如果將這樣的“私史”都禁燬了，那天下還會剩下什麼樣的“正道”呢?所以說，“私史害正道”歸根到底就是官方爲了鉗制輿論的一種說詞。說實話，一個秦檜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私史害正道”從此流傳開來，遂成爲權力擁有者排斥和打擊異己異見最爲冠冕堂皇的藉口。
自古以來，私史就是與官史並行不悖的。唯如此，後人對歷史的觀察纔會有一個多維的、立體的角度。“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其實就是孔子所作的一部“私史”。因爲有聖人作榜樣，中國文人歷來就有重視“私史”的傳統。很多後來被定爲正史的史籍，其實就是文人撰寫的“私史”。譬如班固的《漢書》，李延壽的《南史》等等。這表明，儘管“官”、“私”史籍的“口徑”不甚一致，難免會讓執政者惱火。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執政者對這種“私史”傳統還是保持了一定的包容度。當然，也有少數君王因爲無法壓抑住自己的怒火而大施狠手的;但，這樣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罵名。這也許就是後來的執政者，對禁燬“私史”總要三思而行的重要原因吧?
可恨的是，正是秦檜的“名言”“私史害正道”，使得一些執政者的思路豁然開朗了，他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禁絕“私史”的重要依據，“私史”危害了“正道”，我不處置你行嗎?
明令禁止私人作史的先河從南宋一開，野蠻就益發肆虐了。清初浙江烏程盲人莊廷瓏遍邀江南名士私修明史，書成後，莊廷瓏病死，由其父莊允城爲之刊行。不久，此事被人告發。該案被清廷冠上了“私修明史”意在“反清復明”的罪名。不僅書被焚燬，還將死者開棺戮屍，並殃及其老父及整個家族。與此同時，凡此書的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先後因此案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也許，以“私史害正道”爲藉口，執政者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定的程度上對輿論進行鉗制。但是，正如俗話說的：“公道自在人心”。歷史的真相總會藉助各種方式和渠道，曲曲折折地透露出來;儘管有時會顯得有些模糊不清，但終竟會有明朗清晰的那一天。“私史害正道”的始作俑者秦檜，儘管如此處心積慮，機關算盡，可又何曾一手掩盡了天下人的耳目?到頭來，還不是落了個和老婆及幫兇一起，赤身裸體地跪在岳飛墓前的下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