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定公爲何把孔子提升爲魯國的“司空”魯定公即位後，魯國“民不知君”的狀況有了改變。意欲圖治的魯君以孔子在列國的聲望日漸提高，多次召見孔子，詢問治國之道。比如，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看出定公有正君位的願望，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這樣的事嗎?”孔子回答:“爲君難，爲臣不易。如果知道做國君的艱難，臣民就應該認真去幹，這不近於‘一言而興邦’嗎?”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這樣的事嗎?”孔子回答:“如果君主說的正確，誰也不違背，不是很好嗎?如果君主說的不正確，誰也不違背，不就是近於‘一言而喪邦嗎?”
魯國執政的季孫氏向以廝養“隱民”聞名於列國。而列國聞名的孔子，使季孫認爲這是個不可忽視的人物，於是送給孔子千鍾粟米作爲養贍之資。孔子自齊返魯後的數年裏，也親見季氏執政日久，“而民服焉”，並無篡位之意。因此，對於季孫賜粟，孔子“受之而不辭”，隨即散發給貧乏困難的弟子門人。他的學生端木賜(字子貢)說:“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施人，無乃非季氏之意乎?”孔子說:“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後來孔子追述道:“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季孫的家臣公山不狃是季孫采地費邑(今山東費縣西南)的宰官，早想強公室，杜私門，但因地位卑下，不得其便。於是，他派人敦請聲名很高的孔子到費邑，幫助謀劃，孔子久欲實現自己的抱負，未逢其時，很想應召前去。學生子路不高興了，說:“沒有地方去就罷了，爲什麼要到公山氏那裏去呢?”孔子解釋說:“他們請我，難道僅僅是叫我白跑一趟嗎?如有人用我，我將使周公之道在東方復興啊!”不過，孔子並沒有去應召。還有一個名叫陽虎的人，爲季氏家臣已20餘年，歷事季孫宿(武子)季孫意如(平子)、季孫斯(桓子)三相，曾幫助季氏在魯國進行變革，“有寵於季氏”而執季氏之政。《左傳》曾說:“陽虎爲政，魯國服焉”。但陽虎認爲季氏“爲富不仁”，而代父執政的季孫斯尤其“不肖”，他想敦請聲望很高的孔子能夠出仕。
輔助國君治理好魯國，“主賢明，則悉心而事之。”但是，孔子不贊成“陪臣執國政”，也不苟同陽虎“親富不親仁”的品行，不願見他。陽虎便給孔子送去一頭烤熟的小乳豬，使孔子好依禮去他家拜謝時再談。孔子不得已，探聽陽虎不在家時，依禮前去回拜，不料偏偏在路上相遇了。陽虎說:“來!我和你說說話。”孔子磨不開面子，便走過去。陽虎說:“你懷有一身的本領，眼看國家迷亂你卻不去救，這能稱作仁愛嗎?”孔子敷衍道:“不可以。”陽虎說:“喜歡參與政事，而又屢次錯過機會，這能算是明智嗎?”孔子說:“不可以吧。”陽虎又說:“時光流逝一去，就不會再回來了哇!”孔子說:“好吧!我遲早會出來做官的。”在魯國各方面力量的作用下，魯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已經四十七、八歲的孔子被魯定公任命爲中都宰。
奔波了大半生的孔夫子，終於在“知天命”之前登上仕途，有了展示其抱負的機會。魯國中都在今山東汶上縣西南、魯都曲阜西北50公里的地方，地近大野澤，土地肥沃，水草豐富。孔子爲邑宰大夫，主張“先富後教”，因地制宜，鼓勵民衆農牧漁工並舉，發展生產;再敷以教化，整飭社會風氣，即“養生送死之節”的措施。如按年齡大小供應不同的飲食，按體力強弱分配不同的任務;掉在地上的東西沒人隨便拾取，別人的東西更不去偷竊了;製作器具不能外華內粗，弄虛作假;整頓社會風氣，免得男女混雜;反對厚葬過分的僭越，喪葬按普通棺槨薄葬於丘陵而不能佔耕地等等。
僅一年光景，一改當年衰頹局面，社會安定，老少鹹歡，男耕女織，百姓富庶。《孔子家語》曾這樣敘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製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則焉。”成爲西方列國效法取則的榜樣。如此二年，政化大行。三年，中都出現了興旺昌盛的局面。真正體現了孔子所說的“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中都小試，政績卓著，受到國家重視。魯定公召見孔子問道:“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答對說:“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孔子被提升爲魯國的“司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