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殊不知這場熱鬧的本質，不過是一場囫圇吞棗式的“文化大躍進”，其內在仍相當荒蕪。
80年代前期，包括詩歌在內，文學與體制保持着緊張的對峙關係
4月26日汪國真的去世，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懷舊風潮。這自在情理之中，畢竟，在90年代初，作爲“轟動中國的詩歌王子”，汪曾是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學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詩人，其詩集發行量之大，迄今鮮有比肩者。1992年，有機構對昆明的高校大學生作過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學生知道汪並讀過他的詩，41%的學生能背誦他的2-3首詩。①
汪詩大都類似格言，用詞淺顯、語義明確。如其代表作《熱愛生命》，就很能體現這種風格：“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贏得愛情/既然鍾情於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誠……”
如此水準，使得汪詩自流行之日起，圈內評價即褒少貶多。但汪的自我辯護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從1990年到現在，盜版和正版的數量加起來應該有兩千萬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萬左右是正版。……兩千多萬冊的數字，代表的是讀者的認可。……我成名後沒聽說過有哪位國內詩人超越我的影響力的，起碼現在還沒有。”②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在90年代初，汪國真爲什麼會那樣紅?這個問題，又可以拆解成兩個子問題：1、汪作爲詩人走紅，是八十年“詩歌狂潮”的一部分，80年代爲什麼會出現“詩歌狂潮”?2、80年代涌現出無數詩人，很多人的寫作水平比汪高，爲什麼詩集賣得最好的是汪?汪在1990年走紅，此前，一批詩人或自殺或病逝或遠遁，汪是不是適時撿了一個“時代真空”的便宜?
第一個子問題。80年代的“詩歌狂潮”並非憑空而來，其源頭有二。
一是政策變化。1975年7月，毛澤東曾對鄧小平沉痛談及：“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③1980年初，鄧小平明確指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爲這個口號容易成爲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④受惠於這些政策，一些沉默已久的成名老詩人重回“詩壇”。
二是地下詩歌衝出地表。“文革”十年，並非全然“沒有小說，沒有詩歌”，只不過許多小說、詩歌，只能在地下祕密流傳。它們的作者，大多是經歷了時代幻滅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譬如“食指”，譬如所謂的“白洋澱詩羣”。至於詩的主旨，從這些句子中——“歌聲，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張殘忍的弓/惡毒的兒子走出農舍”“從那個迷信的時辰起/祖國，就被另一個父親領走”——並不難窺見。⑤“文革”結束，新詩人們走上前臺，繼續沿用特殊年代所慣用的晦澀意象，遂被批判者冠以“朦朧詩”的名號。
1980年代前半期，文藝政策左右動盪。一方面是“朦朧詩”與“傷痕文學”盛行，集中控訴與反思時代悲劇;另一方面，“傷痕文學”的代表作《苦戀》遭到批判，“朦朧詩”的代表性人物，也在《人民日報》上刊文檢討，承諾要《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⑥
詩歌與體制之間的這種對抗關係，是當日“詩歌狂潮”產生的關鍵因素。時人形容，在八十年代初的校園，“隨便扔出一個石子就會砸到一個詩人”。躬逢其盛的西川回憶：“那時的詩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島、顧城等詩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後的觀衆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沒辦法，北島和顧城他們只能從廁所的窗戶跳出來，纔算完事。”⑦“英雄”二字，準確概括了時人對詩人的身份定位。所以，視北島爲方向標的詩人王家新，在目睹北島從體制(中國作協)手中領走2000元“優秀詩集獎”時，竟有一種幻滅之感：“像捱了重重一擊似地坐在那裏發楞。北島離去時，我也沒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喪和悲哀。”⑧
80年代後期，詩歌陷入瘋狂大躍進，青年們遂掉頭扎進汪國真懷抱
第二個子問題。說汪國真撿了詩壇“時代真空”的便宜，其實並不成立。
首先，早在“真空”產生之前的1987年，國內出版界就已掀起了“席慕容熱”——花城出版社的三本席的詩集，“印行了200多萬冊，其中的《七里香》印了20多次，印數及重印頻率當時超過了武俠小說和瓊瑤作品”⑨——而席的詩歌寫作，“與汪國真的本質一樣，都是雞湯附體”，素有“男汪國真，女席慕蓉”之稱。
其次，早在“真空”產生之前，汪發表在報刊上的零散詩作，已經獲得了相當數量的讀者追捧，汪後來能夠出版詩集，正是因爲其詩集手抄本在70後青年學生中的流行，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再次，汪自70年代末開始寫詩，貫穿整個80年代，始終未能獲得主流詩壇的認可。而主流詩壇當年詩集賣得最好的詩人，乃是舒婷，其代表作《雙桅船》，自1982年出版，至1987年4月第4次印刷，總印數爲54000冊。至於賣得最好的詩集，則當屬1985年編選出版的《朦朧詩選》，該書至2002年，總印數爲24.05萬冊。這些數據都相當可觀，但與汪國真詩集正版印數600萬相比，差距可謂天壤。而且，時值80年代詩歌熱退潮，1990年，最權威的《詩刊》，已從鼎盛時期的每月印刷50萬冊，跌至15萬冊;汪詩大賣，乃是逆流而上。⑩
綜上，顯然，汪詩所滿足的，是讀者的另一種需求，而非填補其他詩人失語所留下的“時代真空”。汪國真曾說過，其詩集的主要讀者，是70年代出生的大、中學生。汪詩之所以能獲得這批人的青睞，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與構成80年代“詩歌狂潮”的50、60後相比，70年代生人，人生經歷相對平緩、安定;汪詩鮮少有政治和時代的控訴，與70年代生人的人生經歷比較吻合。
汪國真抒情詩《三月》書影
其二，1985年後，整個文學界陷入了一種浮躁的“大躍進”狀態。這主要是因爲：1984年底，中央書記處提出了“創作自由”的口號(11)，文學界與廟堂的對抗大幅削弱;同時，大量西方文化理論、文化思潮涌入，使作家們深感自身落後。於是，或在創作上奮力模仿，概念先行，以求直追“世界水準”;或投機取巧，大扯洋理論虎皮，搶佔話語權，搶佔利益制高點。不難想象，當一位成名的60後作家，在自己的作品裏興奮嘗試“使用語言使現實世界陌生化”時，讀者和市場，並不能同步做出迴應。作家們跑的太快，將讀者拉得太遠。
詩歌圈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詩刊》某主編所言：“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詩壇儼然一幅‘百花齊放’的假象，每一位詩人都急着想舉旗抓綱、開宗立派。於是有呼吸派、撒嬌派等88個流派之多。1986年全國詩歌大展完了之後，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國詩歌究竟應朝哪個方向走。八十年代的中國詩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時間，便把西方200多年來的印象派、象徵主義、弗洛伊德等統統掃了一遍。”(12)
今天很多人懷念80年代的文化氛圍，殊不知這場熱鬧的本質，不過是一場囫圇吞棗式的“文化大躍進”，其內在仍相當荒蕪。詩歌也不例外。所以，當70年代生人在80年代詩歌狂潮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慰藉時，遂掉頭扎進了汪國真的懷抱。
在1990年創作的《名人》一詩中，汪這樣寫道：“我相信/這不完全/是由於一種機遇/宛如花朵/盛開，自有它的道理//我也相信/你的光華/所以會轉瞬即逝/是因爲你的綻放/太多，是依賴節氣。”功成名就的汪，後來放言要去奪取諾貝爾文學獎時，或許已經忘了此詩，忘了自己之所以“綻放”，也是“依賴節氣”。
註釋：
①《新中國青年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P127。
②《汪國真：時間給了我含金量最高的獎章》，山東商報，2010年5月31日。
③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615。
④《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P255。
⑤多多：《當人民從乾酪上站起》、《祝福》。按王家新的解讀，“乾酪”指代蘇聯，“八月”自是“紅八月”，“惡毒的兒子”，則意指“被革命、造反和暴力所扭曲的一代人”。參見王家新：《讀多多的幾首詩》。至於“迷信”、“另一個父親”，則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領袖個人崇拜的狂潮。
⑥徐敬亞：《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關於〈崛起的詩羣〉的自我批評》，人民日報，1983年3月5日。
⑦西川：《海子“他被簡單化了”》。
⑧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⑨楊光治：《詩壇“席慕蓉熱”前後》。
⑩見兩書相應版本之版權頁。1985年9月29日《拉薩晚報》、1986年10月《星星》詩刊，兩次票選“你最喜歡的中國十大青年詩人”，舒婷均居首位。張立憲則謂：“《朦朧詩選》。這是我見過的脫銷次數最多的一本書。”
(11)胡啓立：《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1984年12月30日。
(12)李小雨：《〈詩刊〉：一本詩歌雜誌的甜蜜記憶》，新週刊，2005年第15期。1985年被稱作文學上的“方法年”，是一個分野。此後，整個80年代文學，日益墜入自娛自樂的概念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