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的滅亡，後人有很多的評論。而在明末清初，明朝的士大夫普遍認爲對農民起義軍的招安是明朝覆亡的一大禍根。而對明末招安誤撫的反思及其輿論傾向直接影響到了《水滸傳》，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崇禎十五年(1642)，左懋第上《謹題爲再陳息盜要着事》，直接說義軍的反叛“始於《水滸傳》”，他認爲以宋江等爲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爲能事，以殺人放火爲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爲玩弄將吏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作賊爲無傷，而如何聚衆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爲逆賊策算矣。因此，他認爲《水滸傳》是一部“賊書”，貽害人心，十分可恨!
由明入清的史家査繼佐直接將明朝的滅亡與《水滸傳》掛鉤，稱自《水滸傳》出“貽禍者三而未已”，他認爲一則萬曆末年，徐鴻儒以鄆城人創白蓮教，巢於樑家樓，直欲親見梁山泊故事……一則崇禎中流賊初起，□爲指名，亦輒如傳中各立諢號，如託天王、一丈青等□勇出相，作梁山泊好漢，其爲數十倍於天罡、地煞不止”。
在此種思潮的促動下，金聖嘆點評《水滸傳》只有七十回，出現了腰斬《水滸傳》的現象。
因爲金聖嘆稱“招安”爲“強盜之變計”，這絕不可能是他一時心血來潮，或坐在書齋中想象的結果，必與同時的士大夫一樣，直接來源於明末招安誤撫的歷史經驗。
金聖嘆在該書中對招安的敏感與忌諱。他不僅僞託古本，反覆強調招安部分乃羅貫中後續，非施耐庵本意。
在金聖嘆那個時代，他評改出版《水滸傳》，一些不明就裏且思想偏執的士大夫便指責他有意倡亂。金聖嘆評改《水滸傳》，期望藉此“誅心”之法以弭盜於未然，想法畢竟過於天真，因爲民衆的接受不會只被作者牽着鼻子走，而是根據自己的現實體驗有所選擇的。此後民衆叛亂行爲仍不時發生，且不乏以梁山好漢爲標榜者，這筆賬自然又被算到了金聖嘆的名下。
不過，這一點同情心雖爲封建衛道者所張大，但並不能掩蓋金聖嘆反對農民起義的基本立場。直到清末西方民主與革命思想傳入中土以後，此種立場才逐漸爲學界所認同，尤其是經過胡適、魯迅的闡發，一時幾無異議。胡適說:“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嘆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僞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故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其實這都是時代的影響”。魯迅也說金聖嘆“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是“因爲痛恨流寇的緣故”。這些雖僅泛泛而論，但已十分接近事實。
但是，正如胡適所說，金聖嘆“賞識《水滸傳》的文學，但他誤解了《水滸傳》的用意。他不知道七十回本刪去招安以後事正是格外反抗政府，他看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