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5日出版的《南方週末》上，刊有署名陳徒手的長文《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以下簡稱《在北大荒的日子》)。1999年初，作者曾將這篇文章的初稿送我看過，並徵求我的意見。1999年1月15日和19日他兩次來訪，我指出了文內的一些重要情節與我所親歷的相左，並向他詳細介紹了有關事實的真相以及我和丁玲與北大荒農場職工幹部友好相處的經歷。但是，正式發表的這篇文章，沒有將我所提供的實情與他掌握的材料相印證，全面準確地反映歷史的真相，對此我不能不感到十分遺憾。爲了幫助今天的讀者看清當年雲遮霧罩的歷史背景，我就我所知，對文章中涉及到的幾個重要問題做如下補充和訂正。
何來丁玲“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
《在北大荒的日子》寫丁玲下放北大荒的過程，小標題是《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結果還是通過黑龍江省委》。 我的親身經歷卻恰恰是：王震親口同意，親自安排，並且始終給丁玲以關懷。
1955年末，丁玲無端被打爲“丁陳反黨集團”的首犯。1957年反右擴大化中，丁玲和馮雪峯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撤銷級別。在等候接受進一步組織處理的日子裏，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準備，考慮今後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壇既不容我們，我們決心離開文壇，離開北京，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埋頭苦幹，從頭革命，黨該不會拒絕的。同時我們相信，假以時日，錯誤可以糾正，冤案必將昭雪，黨內不乏這樣的先例。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電影製片廠通知我保留廠籍，下放黑龍江密山農場監督勞動，丁玲便決心爭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我離開北京，隨後丁玲便向作協領導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協領導考慮她的身體，沒有答覆。
我到密山後，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寶清縣853農場，參加新建生產隊勞動。大約是5月的一個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隊來視察。他向全隊人員講話後，我走進隊部的帳篷，向他面陳丁玲來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協領導的意見，請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後予以支持。王震同志關切地詢問了丁玲的身體和我們的經濟情況，一口回答說：“好嘛，她來北大荒，我同意! ”當天晚上，我寫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丁玲，隨後還寫信告訴她需要帶些什麼衣物和生活用品。
時隔不久，6月下旬，丁玲就來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農墾局接見她，並告訴她：“已經打電話通知853農場調陳明來，你們一道去湯原農場，那裏在鐵道線上，離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處條件好些，讓他們給你們一棟宿舍。 "在王震同志親自過問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湯原農場，開始了漫長的北大荒生活。
過了一年，大約是1959年的五六月間，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賓館接見了丁玲和我，一見面就說：“叫你們來， 讓你們休息幾天，就住在這裏。今後可以常來，也住這裏。”在佳木斯的幾天裏，有時他讓祕書找我們到他房裏共進午餐，有時邀我們看電影或參加晚會。一次午餐時，他對丁玲說：“今年中央要解決一部分人的摘帽問題，這裏面沒有你。”丁玲說： “我們下來時間不長，多鍛鍊多考驗一個時期好。”
又過了一年，1960年底，王震同志把我們召回北京，在農墾部部長辦公室一見面就說：“這回叫你們來，是幫你們解決問題。”他交待祕書給我們找一家好一點的賓館，讓我們住下來休息。在這期間，他曾邀集20來位水利專家到農墾部研討墾區土地鹽鹼化改造問題，把我們也找去參加，並向與會專家介紹說：“這是作家丁玲。”後來他因病住院，我們到協和醫院去看他，他帶我們到也在那裏住院的作協黨組負責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當着我們的面對王震同志說，丁玲在農場掃盲，爲畜牧隊奪得紅旗，根據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現的，可以考慮摘帽。聽了這話，我們深深體會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遺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努力落空了。1961年秋，作協張僖同志奉命第二次到湯原農場調查我們的情況。他對我們說：“對丁玲、馮雪峯右派集團一案，將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會全摘，也不可能一個不摘。”他還告訴我們：“ 作協領導建議，你們可以做點創作的準備。”這年冬天，農場黨委向我們宣佈：摘掉陳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協領導“做點創作準備”的建議也沒有條件落實。
1963年國慶節後，丁玲生病，我們請假去北京檢查治療。在看望王震同志時，丁玲向他反映了“創作準備”的問題。王震同志很關心，說：“最近要召開國營農場場長會議，我對他們交待一下，給你們提供創作條件。”他還兩次加重語氣對丁玲說：“你的問題，我負責到底!”
可見，王震同志不僅親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終給她溫暖與關懷。
《在北大荒的日子》卻借轉引的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材料說：“當初王震願意留下艾青，並不想要丁玲，認爲丁玲是‘老狐狸’。郭說，丁玲沒地方放，王震堅決不要，頂回來了。後來劉白羽通過黑龍江省委，設法把丁玲安排到北大荒農場。”我不能斷定郭小川是否寫過這個材料，更不知道“文革”中的材料有多大的可靠性，我只是感到詫異這些按照中央撥亂反正的精神本該早就銷燬的材料，爲什麼至今還能堂而皇之地被一些人引來引去，甚至登在報紙上廣爲宣傳。一些瞭解當年情況的同志讀了《在北大荒的日子》後，或來電或來函，認爲這樣不負責任地引用材料，不僅讓讀者上當，而且也有損王震同志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