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古代中國、朝鮮、越南、琉球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之統稱。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證。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又是社會上層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至於“士人”，一般是指沒有官銜、介乎官民之間的讀書人。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兩個稱號演變而成。“士”於殷商、西周時，和平時期任官吏，爭戰時爲兵卒，文武相通。戰國時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復有保衛國家的責任，演變爲文人、官僚性質，成爲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爲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
地位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爲“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
功能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理學家認爲，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爲，作風清廉。
理想的“士大夫”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但同時，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宋代以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
先秦之士
“士”，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爲封建階級之一，多爲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時代，士爲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後，逐漸成爲統治階級中專業與知識分子的統稱。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論標準的是孔子。《論語·子路》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就是說，重視道德操守、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可以稱爲“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爲“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對“士”的分辨更爲詳細，他所謂“古之仕士”“古之處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對士最明確的要求是“從道不從君”。士參與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價值追求、仁義之道爲依歸。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確立的基本士則：士志於道。這種“士”的精神，在實踐上可以是“俠士”。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軻，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爲了君王託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爲精神典範。這和孔子的主張也是一致的。
春秋戰國羣雄割據，戰亂頻繁。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爲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還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薦”的典故說明，當時的“士”並沒有特別的標準，泛指具有一定異於常人才能的民間人才。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爲他們提供各種服務。有着書立說的學士，有爲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有爲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稱有才，也可以說服貴族，成爲“士族”之列。如：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馮諼客孟嘗君、蘇秦連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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