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原因：馬克思在1853年就有一段評“太平天國”的話：“除了改朝換代……他們給予民衆的災難，比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用破壞來與腐朽對立。沒有建設的破壞，就只能帶來更多的腐朽”。
洪秀全( 1814— 1864)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情況下獲得了一部名爲《勸世良言》的宗教書籍，再加上他屢試不第的窘狀，使他開始宣傳拜上帝，進而創立了拜上帝會。就是這樣一步步的發展下，洪秀全於 1851年的 1月 11日在廣西金田村，率拜上帝會會衆宣佈反清起義，建號太平天國。經過兩年多的浴血奮戰，太平軍於 18 53年 3月 29日攻克南京，並改其名爲“天京”，定爲太平天國的首都。從此，在大清國的疆域內，兩個政權對峙的局面形成了。
在定都南京後，太平天國的軍隊隨即進行了北伐和西征，其結果是一敗一勝，時間持續到了1856年。在此之後，太平天國開始走向衰亡。先從內部開始了分裂和屠殺，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接着，又是連年征戰，雖然暫時性地取得了很多勝利，但也耗費了太平軍很多實力。最後，在封建勢力和前來助剿的帝國主義勢力的聯合打擊下，首都“天京”於 1864年 7月陷落，到年底，餘部也被全部剿滅。至此，中國歷史上這場前後奮戰14年，縱橫18省，威震全中國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徹底失敗了。造成這場運動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分析，是由於封建勢力的過於強大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干預造成的。但是，這場農民戰爭的失敗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多方面原因。
一、農民階級思想的侷限性。
1、太平天國的性質是一場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革命戰爭，但農民階級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不可能用新的生產關係來代替封建生產關係，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在封建社會中，農民階級受着嚴重的剝削，要求解放，而且敢於用武裝鬥爭來爭取解放。但是農民畢竟是分散的小生產者，他們不可能制定明確的革命綱領並用這個綱領來團結所有的革命羣衆;他們不可能長期地維持革命紀律，藉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戰勝強大的敵人;他們缺乏用科學的方法總結革命經驗和運用這些經驗來指導革命實踐的能力。太平天國頒佈過《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兩個綱領性文件，但或者是由於其絕對平均主義的方案註定了不可能實現，或者是由於其他主客現條件決定了無法實行。太平天國提不出一個切實可行而又能動員廣大羣衆尤其是廣大農民的綱領，這就不能長期保持農民羣衆的革命熱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戰爭引向勝利。
2、廣大將士參加革命的目的性不明確，大多是迫於貧困，希望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將大筆軍費和鉅額賠款，全部轉嫁給勞動人民。由於五口通商，外國的工業產品涌進中國，質高價廉的工業產品，排斥了中國傳統的家庭副業和手工業，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紛紛破產，失去生計。同時，地主加緊了對農民的盤剝，土地兼併更爲嚴重。清政府的捐稅，年年增加，使農民不堪重負。 1840— 1850年，廣東、廣西和全國許多地區，水災、旱災、蝗災，連年不斷，廣大農民家破人亡，陷入絕境。特別是兩廣地區，由於受到鴉片戰爭的直接衝擊，社會動盪更爲激烈。太平天國的主要領導人中，洪秀全和馮雲山雖都是自小飽讀詩書，但青年時有屢試不第。可以說他們是從小接受了較強的正統封建思想的教育，但卻又被封建階級始終壓迫着的迫切需要反對這種壓迫的人。而楊秀清和蕭朝貴都是典型的貧苦農民出身，是在封建階級的壓迫下痛苦呻吟的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起義領導人和廣大農民走到了一起，並爆發了這場起義。在太平天國的初期，從上到下都保持嚴格的紀律和艱苦樸素的精神。但在建都“天京”後，卻首先從領導人開始，滋生享樂、保守思想，逐漸破壞了團結統一的局面，導致發生了內亂、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再到後來，朝綱敗壞，許多將領擁兵自重，斂財自肥，腐化墮落，甚至發生一連串叛變投敵的行爲，從而瓦解了革命鬥志，加速了革命的失敗。
3、長期在封建社會下生活，使他們始終擺脫不了天上神權、地上皇權這種封建思想。在生產力十分落後的中國封建社會，被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貧苦農民在試圖推翻而還沒有足夠力量推翻他們頭上的統治者時，往往採取一種神祕的形式。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初期，爲了爭取羣衆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襲了這種形式。他把自己變成了“神”，成爲了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穌的胞弟、奉天承運的人間君主。而中國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國家”，定天下於一尊。就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爲上帝次子之後，楊秀清、蕭朝貴亦分別假託天父上帝與天兄耶穌附體傳言。這樣，在人間天上，太平天國內部便有兩套相互衝突的權力系統。於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與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權與君權之間，權力交叉，尊卑顛倒，形成了太平天國政教合一體制中一個無法解開的死結。當皇權與神權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無法調和時，一場慘痛的天京內訌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可以這麼說，農民階級自身的侷限性是太平天國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宗教——成也於此，敗也於此。
“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人間天國理想來動員民衆;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等避邪享樂的宗教理論來鼓惑民心。洪秀全於武宣登極或永安建制之後，如果及時取消上帝教，將大權集於一身，矯正神權與皇權交叉矛盾的政權體制，也許可避免後來發生的許多悲劇。但洪秀全陷於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僅將所謂天父、天兄下凡顯示的“無數神蹟全能憑據”刻爲詔書，廣泛印發，而且將太平軍血戰所取得的勝利均歸於“托賴天父天兄之全能”;並揚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顯全能，即可掃蕩妖氛，四海昇平”，全然不顧人力之所爲。這種政教合一的組織系統與遍及各階層的宗教教育，將上帝教教條與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爲一體，使整個太平軍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錮，每一名天國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實信徒。即使是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仍反覆強調君權神授，並不斷自我神化。但最終上帝的神話還是與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燼。
三、治國無方。
太平天國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組織，所以上帝教的教條既是軍規，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這種兼法律與軍規的宗教教條，在太平軍與清軍的作戰中，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後，太平天國並沒有一套完整的治國之策，而是將治軍的上帝教教規直接推行於社會，結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定都“天京”後，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職官員。一個縣約分五軍，一軍13156家，每家出一人爲伍卒，組成一軍，寓兵於農，“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尚。”由於土地歸公，所以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除留口糧外，一切都要上繳，由兩司馬支配，甚至農民的生活也要受兩司馬的監督和支配。這種政策遭到農民強烈抵制，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國更是強令推行“軍事共產主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解散家庭。定都天京後，完全廢除私有制，按性別把居民分別編入男館女館男營女營，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來的財物全部沒收歸“聖庫”，生活必需品由“聖庫”按定額供給。六十歲以上老人和十六歲以下兒童入“牌尾館”，男性青壯年則住“牌面館”，其任務除參加戰鬥外還從事體力勞動。手工業技能者進入諸營與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醬人衙……在監管之下從事集體生產勞動，產品不經過市場的交換直接入“聖庫”分配，生產者除按定額分配的吃、穿外也別無報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的原則，一切私營商業資本全部被沒收，個體小商販也不例外，“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經商所獲利潤全部上繳“聖庫”，商業實際上被完全廢除了。女館則不分年齡，在監管之下參加各種諸如擡磚運瓦、收割拾柴一類的勞動，善女紅者則編入錦秀營。丈夫到女館探妻只能在離門數步之外問答，而且聲音必須洪亮，讓大家都聽見，以防說“私房話”。
這種把社會變成“大兵營”的做法完全違背常理，遭到了各式各樣的抵抗。生產受到破壞，物質極度匱乏，糧荒日益嚴重。爲保證這些政策的貫徹實行，統治者只能用重典、施嚴刑，把苛刑重罰作爲治國基本手段。結果是濫施刑罰，人人自危，怨聲載道。太平天國的理想是“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要實現這種理想，只能承認要有一個至高無上、公正無私、洞察一切的“上主”來“分配”，這種公正、平等，實際卻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爲“主權者”不受任何監督制約，有權任意運用“聖庫”內的公共財產，這必然要走向腐敗。
在天京變亂和石達開出走之後的 1859年，洪仁玕從香港來到“天京”，並被洪秀全封爲幹王，總理朝政。他上任不久，便頒佈了《資政新篇》。根據“因時制宜，審時度勢”的原則，他提出了許多新的主張。然而，這個在當時代表了新的政治觀點具有十分鮮明進步意義的綱領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有付諸實施。在整個太平天國史中都沒有看到什麼治國良方，這也難怪最終滅亡的厄運。
四、政治上腐敗是太平天國加快滅亡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國起義時的目的是打擊封建勢力，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目的下， 1853年定都天京後的太平天國卻變成了一個新的封建勢力。在取得一些勝利後，坐享其成，不思進取，最終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在封建社會，反抗統治者壓迫的農民戰爭當然是正義的，但最終卻不可能建立一個超越封建專制的特殊政權。太平天國也不例外，早在一八五一年三月，金田起義不久，洪秀全就登極稱天王，年末又在永安下詔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準頒行的《幼學詩》充滿中“生殺由天子”，“王獨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的皇權專制、等級制度更是惡性發展。與歷代封建皇帝一樣，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稱，經常告誡臣民“天下萬國朕無二”、“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將自己比作“太陽”、“日頭”，臣民遇見天王必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真命天子”當然是世代相傳，“爺哥朕幼坐天國”，“父子公孫永作主”。不僅天王世襲，各王也都世襲，從高官到基層官員如兩司馬也世襲，“世食天祿”“累代世襲”，打破了以往封建統治者只襲爵位不襲職位的慣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了後期，洪秀全全然不顧洶洶羣情，給無功、無才、無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的強烈不滿，互相攀比，紛紛要求封王。結果，後來總共封了兩千七百多個“王”，形成了一個極其強大的特權階層，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負擔。
太平天國的封建等級之森嚴，也是史所罕見。早在永安建制時就明確規定“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嚴”，君臣上下之間稱呼、服飾、輿馬等方面都有嚴格規定，違者要受到嚴懲。官員朝見天王時必須下跪三呼萬歲，見王爵則要下跪三呼千歲。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擡大轎，東王乘四十八人擡大轎，甚至連基層小官兩司馬也乘四人擡轎。諸王出行有盛大的儀仗隊，所有官民都必須迴避或跪道旁高呼萬歲或千歲，倘有繼續步行者則斬無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了嚴懲。
從天王到王與地方各級官員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剛剛入城一個月，敵人威脅還未解除，洪秀全就開始大興土木，建造天王府。建天王府每天徵用萬餘民工，拆毀民房萬餘間。宮中金碧輝煌，重殿疊宇，象徵九重天庭。金龍殿飾以黃金，繪以五彩，光彩奪目。宮中珍寶無數，在外征戰的太平軍將領一直源源不斷將各種奇珍異寶運到天王府。就連天王所用浴盆、夜壺等許多器皿俱以金造。東王府也同樣富麗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寶，竟超過了天王府。直到後期，大興土木之風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駐在蘇州，一直與敵緊張作戰，但忠王府之豪華也令人嘆止，據說僅次於天王府。直到蘇州城陷前夕仍一直動工，連後來進佔蘇州的李鴻章都驚歎“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見之境也”。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同樣也爲太平天國所繼承，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時，洪秀全就有三十三個“王娘”，到天京後有八十八個“王娘”，還經常挑選民間秀女入宮，就連九歲的幼主洪天貴也分了四個“幼娘娘”。其他諸王大多也都如此。
可見，在太平天國中，統治階級的腐敗，特別是在高層領導集團中，爭權奪利、競相腐化之風的迅速蔓延，正是無情侵蝕太平天國的軀體，加速太平天國滅亡的催化劑。
五、軍事上的失誤是失敗的重要原因。
太平天國建立後，太平軍迅速席捲大江南北，很快便攻克南京，並建立首都。但就是在這種大好局面下，太平軍在軍事上卻先後進行了北伐和西征。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更重要的是，它將自己整體的強大的軍事實力分成了若干個小規模的相對弱小的軍事實力，這就給了敵人各個擊破的機會。
縱觀整個太平天國戰史，很難看到一種謀定後動、貫穿全局的戰略計劃，卻常出現坐困突圍、隨機性較大的戰略失誤。如金田起義之後，洪秀全不及時帶兵北上，而是先於大黃江口駐紮57天，給了清廷足夠的時間去重視和剿滅太平軍的機會。其後又在永安“蕞爾山城”中急急封王建政，盤桓半載有餘，更給了清廷從容調兵遣將的機會，若不是最後的破釜沉舟和太平軍英勇殺敵，差點使太平天國夭折在了永安。軍事上的一連串勝利後，又使太平天國領袖們忘乎所以，夜郎自大，自以爲“百萬銅關，盡行打破，實賴天父天兄之權能”，而非人力之所爲。故建都天京後，洪、楊等人置清軍在天京和揚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營於不顧，分兵北伐和西征。當時，太平軍雖號稱百萬，但除去老弱婦孺，能戰之兵只有十萬左右。如果集中兵力先摧毀威脅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營(當時兩大營兵力不足三萬人)，然後以天京爲中心，上取武漢、九江、安慶，下取上海、蘇、杭，建立鞏固的江南根據地，最後再揮師北伐，直搗黃龍，與清廷爭奪天下，也許取得的結果會截然不同。但天國領袖們計不出此，卻匆匆將全部太平軍兵分爲三，結果無論是留守天京，還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佔優勢，實際上給了清軍各個擊破的機會。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在軍事指揮上沒有足夠的謀略，軍事思想上又充分低估敵人的實力，軍事儲備上又沒有足夠的準備的太平軍最後被剿滅的命運是早已註定的。
六、領導人的不和與權利相爭是導致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
這一點毋庸置疑，給太平天國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天京變亂與石達開出走便是領導人的不和與權利相爭發展到極點的產物。一直以來，都被認爲是太平天國由盛轉衰，成爲它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使太平軍被迫由戰略進攻轉向防禦。
在金田起義之前，洪秀全營救馮雲山歸來後，肯定了楊秀清在關鍵時刻挽救拜上帝會的功績，承認他“代天父傳言”的合法性，承認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這樣，太平天國就出現了“一朝二主”的現象。這種政治上的君(洪)臣(楊)關係和宗教上的父(楊)子(洪)間的矛盾，使洪、楊關係一直十分微妙，爲以後的分裂埋下伏筆。 1856年 8月，天京外圍敵人威脅解除不久，實權在握的東王楊秀清又假託天父下凡，將天王洪秀全召到東王府，逼洪秀全封他爲“萬歲”，洪只得答應：“東王打江山，亦當萬歲。”這樣，潛伏已久的洪楊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對楊的步步緊逼，洪秀全急忙密詔正在江西作戰的北王韋昌輝、在丹陽作戰的頂天侯秦日綱立即率部回京誅殺楊秀清。 9月 1日深夜，韋昌輝率精兵三千趕回天京包圍東王府，衝入臥室，將熟睡中的楊秀清殺死。而後又血洗東王府，將府中其他官員、衛兵、楊的親屬、僕役等無論男女老幼，全部殺盡。正在湖北戰場的冀王石達開聽說天京內訌急忙趕回，想要制止韋、秦濫殺。但此時韋昌輝已殺紅了眼，不但不聽規勸，反而要殺石達開。石達開聞訊慌忙逃出天京，結果韋昌輝將石達開留在天京的家屬滿門抄斬。逃出天京後，石達開從湖北調回所部四萬精兵攻入天京，斬殺韋昌輝、秦日綱。經過天京事變，石達開成爲衆望所歸、輔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在經過這場驚心動魄的事變之後，洪秀全對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處處防備、排擠、打擊、限制石達開。石達開忍無可忍，最後率大批精銳部隊出走，六年後終在大渡河被清軍圍殲。
天京變亂和石達開的出走使太平天國元氣大傷，而且，“天父”“天兄”的自相殘殺，神話開始受到質疑，信念開始破滅，太平天國的基礎開始動搖，預示着以後的失敗。
七、主要領導人的素質和失誤是其滅亡的決定性原因。
領導人，特別是洪秀全的個人政策存在較大缺陷，給太平天國帶來許多策略上的失誤，使太平天國的失敗不可避免。首先，洪秀全對宗教虛幻的思想依賴很深。他一直以“天兄”自詡，除了他以外，在拜上帝會中，還有很多“神”。在取得勝利後，都歸功於“神力”，而完全忽視了人力的作用。其次，對待人才，特別是知識分子，他的態度是能用，但不能重用。這與拜上帝會所推行的反孔政策是分不開的。太平天國領導人也知道，要建設國家，必須有大批的人才，但小農思想的作祟，使他們放棄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即使是爲國效命的知識分子，也長期得不到重用，甚至遭到排擠和打擊。如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軍望而生畏的文武兼備型的人才，但他們並沒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第三，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使很多可以團結的力量一一被清軍剿滅。如上海的小刀會、福建的小刀會、紅錢會，江西的邊錢會，廣西的昇平天國、大成國，包括淮河兩岸的捻軍等各地各民族起義，太平天國都沒有能很好地與之聯合。最終，不但使自己的實力沒有得到加強，還使得這些相對較弱的力量被清軍一一鎮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