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凌晨，夏威夷，瓦胡島。
科勞山脈和懷俄娜山脈環抱中的珍珠港裏，清晨的第一縷陽光剛剛灑在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戰艦和戰鬥機上。7時2分，瓦胡島北部奧帕納機動防空雷達站的示波器的熒幕上出現了一個亮點，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這個亮點迅速的向瓦胡島方向逼近。這一不尋常的現象立刻被報告給謝夫特堡的美軍情報中心，值班中尉泰勒卻在關鍵時刻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他判定這是從加州過來的美軍的幾架B-17轟炸機。大約40分鐘之後，從日本航母編隊的起飛第一波近兩百架轟炸飛凌美國太平洋艦隊上空…
日本人成功偷襲珍珠港的原因衆說紛紜，有陰謀論的，有玩忽職守論的，但無論哪種解釋都承認一點，當時沒有高度可靠的技術從雷達屏幕上分辨出飛機是敵是友。
其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盟軍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1939年9月3日，英國向納粹德國宣戰，就在同一天，英軍的雷達上出現一個亮點，並顯示它在迅速的跨越英吉利海峽。由於無法確認身份，防空警報的尖叫第一次劃破了英倫的天空，事後證實這是一架來自盟友法國的飛機。第二天，英國空軍的布倫海姆轟炸機編隊轟炸德國漢堡後返航，在飛越泰晤士河上空時，被判定爲敵方飛機，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攻擊。
如果無法判定飛機是敵是友，縱然雷達使得早期發現和預警成爲可能，在實戰中，雷達誤判帶來的問題可能不比解決的問題要小。因此實現敵我識別(Identification of Friends or Foe, 簡稱IFF)就成爲雷達技術必須解決的問題。
戰爭終究有結束的一天，昨日的劍今天能重新銷熔鍛造成犁，是所有愛好和平的人的期望。在戰火中磨礪出來的敵我識別這把利劍，又怎樣在和平的天空下找到自己的歸屬呢?
敵我識別最初的目的只是要分辨目標是”敵“是”友”,但是在安全性的要求下，身份識別空間早已不是1 bit那麼簡單。20 bit的身份空間能容納下超過100萬的信息量。或者說如果德國人願意，他們在二戰時就可以給每一架飛機，每一輛坦克一個特定的識別編號了。這麼強大的分類能力真正轉化到民用領域，要等到20世紀70年代初，電子器件的價格大幅下降時才成爲可能。在民用領域使用微波來確定物品的“身份”就是RFID(Radia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頻識別)。
技術的應用範圍總是和價格息息相關，RFID是被用作標籤來區分不同物品的。沒有理由標籤的價格比物品本身還要高。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着RFID產品價格的降低，使用RFID追蹤的物體已經從最開始的火車，大型貨車，發展到牲畜，貨櫃，再發展到隨身攜帶的身份證，門禁卡，未來，每一件商品，哪怕是一盒牛奶，都會有一個RFID，這就叫做物品等級標籤(item-level-tag)。
可以想象一下未來每一件商品都有一個射頻標籤的生活吧。超市結帳再也不用排起長龍，等待商品一件一件的從條形碼錄入賬單了。只需要推着購物車經過有射頻標籤讀取器的門，就自動完成結帳。回到家中，冰箱上的射頻標籤讀取器又會讀取所有食物的生產日期和保質期，在適當的時候提醒你冰箱裏食物的狀態。
歷史就是這麼有趣，這些已經或即將出現在我們身邊的科技卻是在戰火中成熟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