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八年中中國軍隊付出了極大代價，但到底消滅了多少日軍至今衆說紛紜，甚至連每次戰役殲滅多少日軍都莫衷一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雖然跟戰場上各方統計數據有失精準不無關係，但最主要還是因爲交戰雙方都會出於種種目的誇大自己的戰績。
那麼中國軍隊對抗日功績的浮誇有多厲害呢?
1、爲了給國人提氣，國軍在宣傳殲敵人數時注了不少水分
在戰時，爲了鼓舞士氣提振民心，交戰雙方在對外宣傳時往往會誇大自己的戰績，同時把自己的損失往小了說。這在國軍的抗戰宣傳上幾乎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據時任國軍第18軍18師參謀長的趙秀昆回憶：“抗戰中期，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曾通令部隊，爲了‘國際影響和鼓舞士氣’，對於戰場傷亡和斃、俘敵軍可以‘以一報十’，而各部隊又據此層層加碼，神話式的‘戰報’就出現了。”當然，實際情況可能不像趙所說的“以一報十”這麼誇張，但把戰績往大了說倒真屢見不鮮。
比如大的戰役方面以臺兒莊會戰爲例，此戰日軍承認的傷亡是11984人，李宗仁向蔣介石報告的殲敵人數是2萬餘人，而當蔣介石向外宣佈大捷時，數據成了：“是役敵死傷三萬餘衆，我繳獲步槍萬餘枝，輕重機槍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門，坦克四十輛，大炮五十餘門，俘敵無數。敵板垣及礬谷師團主力業已被我殲滅。”很明顯是做了一些誇大。(孫挺信著《中日長江大決戰》第33頁)
不獨大的戰役，即便是有影響力的小勝利，在對外宣傳上也往往加以誇張。比如孫立人一戰成名的仁安羌大捷，國民政府及白崇禧等人對外都宣稱“敵遺屍1200具，解英軍7000多人之危，救出馱馬1000多匹，美國教士與新聞記者500人。”(《白崇禧回憶錄》P230)也就是說僅日軍死亡人數就有1200人。然而據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遠征軍高級將領羅卓英給蔣介石的戰況報告稱：“現據孫師長報稱：……敵向南退卻，其死傷約500餘名，我亦傷亡百餘。”(《抗日戰爭正面戰場》P1419)當天遠征軍美方指揮官史迪威在其日記中也說：“38師(孫立人的師)重新佔領了仁安羌，擊斃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記》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說，仁安羌大捷其實敵人死傷人數也就四五百人，並不像國民政府所說的“遺屍1200具”。
不僅中央政府這麼幹，地方軍政部門也不含糊，比如據時任《廣州日報》採訪主任的張家耀在其日記中所記：“1938年10月15日，報社收到第四路軍政治部發來的特訊，謂我軍在福田大捷。編輯部人心振奮，以特大號字標題第一版刊出抗戰勝利的好消息。……可是這則報導原來是誇大戰果，未符事實的。查實日軍一個聯隊(即一個團)在敵機掩護下沿增(城)博(羅)公路向福田進犯，輕率冒進，遭到李振球部的堅強抵抗，敵軍意外受挫，便退回博羅整頓。李振球部雖取得了小捷，但傷亡很大，恐難在福田持久作戰，李便命所部向增城附近撤退，擬在增江右岸設防堅守。第四路軍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有意誇大戰果，渲染戰績，企圖邀功，故發出福田大捷的特訊要各報登載。一般市民聽見戰勝消息，人心大定。省動員委員會今天還籌備到前線去慰勞呢!晚上回報社，陳總編輯找我談話。他對誇大戰果的報導深表不滿，他說如此下去，自欺欺人，終必自吃惡果。”(張家耀《廣州棄守前後見聞日記(1938年10月12日-24日)》，《廣州文史資料 第48輯 廣州抗戰紀實》163頁)
2、有時爲爭取美援，蔣介石亦不惜編造大捷，但往往取得反效果，被宋子文痛斥“幼稚”
除了提振民心之外，在抗戰後期，誇大中國軍隊的戰績更是可以爲幫蔣介石從美國那裏爭取到更多的援助，爲此，國軍甚至不惜製造所謂的“大捷”。比如國民政府在1943年6月對“鄂西大捷”的宣傳，據時任第18軍18師參謀長的趙秀昆在《抗戰期間武漢失守後的十八軍》一文中回憶：“1943年5月下旬，(日軍)向長江南岸的18軍防守的石碑要塞進攻。六戰區盡其所有兵力，增援十八軍，但未能阻止住日軍攻勢。……蔣介石急令六戰區留11師固守石碑要塞，其餘均後撤到茅坪、野山關一線，組織新的抵抗。18軍18師在撤退中發現日軍已經趁夜全線撤走，向軍長方天報告……(我)直接以電話報告軍令部。蔣介石接到報告後喜出望外，命軍令部次長林蔚直接以電話告18軍軍長方天，大意：你們這次打了一個大勝仗，國內外影響都很大，老頭子很高興，指示要大加宣傳，嘉獎有功將士，並開列報上有功將領姓名，包括參謀長在內。按一般程序上報戰報來不及，你們速擬一簡要戰報用電話直接報到軍令部。方天令我親擬戰報，肆意誇張，軍令部更進一步虛構、誇張，這就出現了6月3日重慶《中央日報》以及各大報紙的‘鄂西大捷之經過’的戰報報道：‘據軍委會發表，此次敵寇第十一軍向我鄂西長江三峽進犯……我軍以石碑要塞爲軸心，誘敵至要塞地帶，我統帥則特頒手令於要塞守備部隊諸將領，明示以此爲我國之史達林格勒，爲聚殲倭寇之唯一良機，嚴令全體官兵固守要塞……敵軍屢以密集部隊向我要塞決死猛攻，我守備部隊待其陷於我火網之內以後，予以全部殲滅，使之無一生還。積屍之多，僅北斗衝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其他要塞周圍各陣地之積屍，此時均無暇統計。……統計自十八日至今，敵軍傷亡人數至少三萬人以上，並據目擊者稱，連日敵傷兵運至宜昌已達萬餘人。連日我英勇空軍會同美國空軍，同時以大隊編隊機羣施展其嶄新的陣容，協助追擊，收效極大。’其中除‘僅北斗衝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筆編造外，其餘敵軍總兵力和什麼蔣介石手令，都是軍令部捏造的。就18軍正面而言，日軍至多使用上三四千人兵力，卻誇大爲兩個師團，把敵人傷亡誇大爲幾萬人，更不可能是事實。”
而對於蔣介石親自指示誇張宣傳所謂“鄂西大捷”的目的，趙秀昆還專門做了很明確的說明：“我作爲當時作戰的當事人，認爲(蔣這麼做)是鼓舞軍隊已經極爲低落的士氣，至於其它用意，當時也不理解。其後，在六月五日中央社發表的一段消息中，才知道蔣介石有意誇大戰果還有乞求美援的作用。這條消息的原文是：‘(中央社華盛頓五日合衆電)宋子文部長向羅斯福總統報告華軍在宜昌附近擊敗日軍之經過，並謂此次華軍告捷時，系初次獲得空軍之掩護，足見有空軍參戰，實大不相同。’”由此可見，蔣介石之所以不遺餘力製造“鄂西大捷”，背後大有深意。但蔣的“深意”似乎取得了反效果，據當時專司駐美遊說的宋子文給蔣介石的電報稱，“鄂西大捷”的數據受到了美方的嚴重質疑：
“二日合衆社渝電，軍部發言人稱：鄂西五月四日至六月卅日戰事激烈。日軍死傷五萬五千八百七十名，其中被俘者四十八名。戰利品甚多，計獲步槍六百四十枝、機關槍卅挺、迫擊炮十尊、戰馬三百餘匹。又擊落敵機三架、擊沉日軍內河航船十艘。云云。文(宋子文)意：稍具常識之人，必覺我方如僅獲如此少數戰利品，敵人決無五萬餘人之死傷。以各國戰事常例判斷，敵方死傷不能超過五千人。無怪美軍部及史梯威不信鄂西戰事之激烈，更不信敵人此次有脅迫陪都之企圖，而證明文以前向軍部及各人所述鄂西戰況，爲不實不盡。竊查我方軍事宣傳之幼稚，已非一日，往往以兒戲視之。且其報告損害政府之威信甚於敵人之宣傳，其效用等於第五縱隊參加工作。文代表鈞座駐外三年之間，工作受其影響殊深。是以懇請鈞座切實調整，以精幹人員主持軍事宣傳。缺乏常識者，僅授以宣傳大綱數條決不能糾正此種錯誤。務乞賜予特別注意爲禱。”
3、還有不少將領是謊報戰績，以便“加官進爵”
除了振奮民心和爭取援助外，更多“虛報誇張，以敗作勝”的現象源自於國軍將領們謊報戰績，不管是戰區級的司令長官還是基層軍官似乎都有此喜好。比如1941年10月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九戰區上報戰果和對外宣傳時說“殲敵4萬餘，死傷枕藉，並俘敵269名，獲戰利品甚多”。而蔣介石在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上訓話時則說：“像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虜敵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總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但是現在你們連十個俘虜都沒有!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職守?”(蔣介石《在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41年10月20日)從這裏就可以看到第九戰區的戰報有多麼不可信。
再如餘漢謀所謂的 “粵北大捷”。餘漢謀的十二集團軍自1938年冬失守廣州後即退守粵北主陣地，其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駐韶關。1939年日寇南支派遣軍從廣州大舉進犯粵北，先頭部隊已到大坑口，韶關告急。後因日軍要把兵力轉投桂南會戰而逐步退回廣州原陣地，餘漢謀指揮部隊趁勢追擊日軍取得了一些戰果。餘漢謀隨後竟上報蔣介石吹噓說斃敵一萬多人，國民政府也照着公佈俘虜、打死、打傷日軍官兵共13966人。而《廣東民國史》引述日方戰史則稱：“根據第二十一軍司令部的記錄，日軍戰死293名(39名軍官)，負傷1281名(57名軍官)，死傷共1574名。”(黎天榮《黃濤點滴》，李齊念主編《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二輯 軍政類》217頁)如果說日軍的數據也不一定準確的話，那麼餘漢謀的頂頭上司張發奎提供的數據則更可信一些：“1000餘敵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數十輛汽車之戰利品進入我們的倉庫，以及敵之倭奴軍官數人和士兵58人，以頹喪之面色，屈膝在我們的前面……”由此可見“斃敵一萬”的說法完全不靠譜。張發奎本人還道出了所謂“粵北大捷”的真相：“根據餘漢謀呈交給我，而我又轉呈給中央的報告，我們在粵北打了一場大勝仗。但事實上我們被打敗了，儘管餘漢謀印了一本小冊子《粵北大捷》。我無法評論其它戰區的所謂大捷，但我確實瞭解在我自己戰區發生的事，我是在現場擔任指揮，所以我知道，我們把粵北戰役視爲勝仗，只是因爲敵人攻下英德之後馬上後撤並未進攻韶關。既然餘漢謀宣稱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對。於是，我利用這個‘粵北大捷’舉薦餘漢謀接替我擔任戰區司令長官。”(左雙文《張發奎與兩廣抗戰論述》，抗日戰爭研究 1995年第4期P94)上行下效，既然長官們都能靠虛報戰功得到提拔，那麼基層的軍官就更變本加厲了。
4、當然，日軍虛誇其“功績”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說中國軍隊誇大抗日戰績並不意味着日軍的數據就是正確的，恰恰相反，日軍的戰報也是水分十足，有些甚至還很離譜。比如淞滬會戰日軍自稱傷亡總數爲40672人，其中陣亡9115人。而在《第九師作戰經過之概要——上海附近之戰鬥與南京攻略》的原始報告中，在1937年11月上旬追擊國民黨軍隊前，該師團業已陣亡官兵3833人，受傷8527人。也就是說，第9師團陣亡人數佔淞滬會戰日軍公佈陣亡總數的42%。而第9師團是在淞滬會戰開戰一個多月後才參加作戰的，沒有參加閘北、羅店、大場等地的激烈爭奪戰。日軍參加淞滬會戰的共有10個師團，難道其他9個師團的平均陣亡數還不到該師團的1/5?很顯然日軍對外公佈的傷亡數字是有問題的。還有，全面抗戰剛剛開始僅三個月，日軍就已經宣佈擊落中國空軍飛機3000多架，要知道抗戰開始中國總共也就600多架飛機，其中可用於第一線作戰且編入作戰部隊的僅296架。由此可見，日軍的戰報水分也大了去了。(王雲飛《八年抗戰到底殲滅了多少日軍》《雜文月刊(原創版)》 2008年05期)
而關於在華日軍陣亡的總人數，《岡村寧次回憶錄》中的說法是：“(1946年7月1日)九時半在辦事院處內，舉行中國事變以來陣亡軍民追悼會。陣亡者約20萬，近半數爲我部下，不勝傷感。儘管儀式簡單，總算了卻一樁心願。” (中華書局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33頁)而無論是依據後來日方公佈的資料還是根據中方和美方的資料，關內侵華日軍陣亡總數至少在40萬以上(不包括東北)。據此可知，日軍的數據其實也不靠譜。
無論戰時還是戰後，交戰雙方出於各種目的都會誇大戰果說小損失，這已經成爲“戰之常情”，抗戰期間的中國軍隊也不例外。當然，無論是爲了鼓舞士氣，還是爲了爭取外援，抑或是爲個人牟利，這些虛誇和謊報都不值得提倡，但這些無損於中國軍人抗敵禦侮的英名，更無損於我們對他們守土保民浴血奮戰的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