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國軍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
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做了錯誤的判斷，將日本掩護僞滿洲國建立的“假戰爭”行爲，誤判爲日軍將“佔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見蔣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認爲戰火將迅速擴展至全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見《外交部致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照會》)，甚至認爲“國亡即在目前”(見蔣介石《告全國將士電》)。有鑑於這種嚴重判斷，國民政府認爲國家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据，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所以竭力避免衝突，主張忍讓。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衛、蔣介石詳商後，急電上海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爲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爲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見《行政院急電市府避免與日本衝突》電稿)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爲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衝突爲是”。23日何應欽還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佈防。一二八事變前四天，張靜江邀請蔡廷鍇到杜月笙家中，勸第19路軍“……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蔡廷鍇猜測張是受“蔣介石所授意”。(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在得知國民政府的態度後，蔣蔡等人感到沮喪，但是也表示會服從軍令撤出上海。蔣光鼐說：“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調憲兵第6團接替第十九路軍在上海閘北地區的防務。該團27日晚8時從南京車站上車，28日正午抵達真如，其先頭一個營下午到達上海北站，準備次日(29日)拂曉接替十九路軍第78師第156旅第6團在閘北的防務。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後，上海市長吳鐵城在國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於28日13時45分覆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1月28日夜11時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給吳鐵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回信，對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項要求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爲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吳鐵城接到該回信已經是11時25分。夜11時30分，不等中方答覆，日軍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我十九路軍第78師156旅翁照垣部隨即起而抵抗(前來接防的憲兵第6團一部也一起奮而抵抗)，戰爭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