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清朝的欺詐手段較之明朝，有過之無不及。乾隆十二年(1747年)，紀曉嵐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買了支蠟燭，居然點不着，原來蠟燭是泥巴做的，僅是外面敷了一層羊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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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的中後期，人們對金錢的慾望，沒有良性意識形態引導。於是，社會行爲失範，造假之風盛行;
這降低了人與人的信任度，帶來社會的信任危機。結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詐成爲社會的痼疾……
明清時期，我國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近代商品經濟的萌發階段，商品意識日漸增強，社會風氣日趨浮躁，造假欺詐層出不窮，幾乎達到了巔峯狀態。
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名城錢塘(今杭州)，明中葉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描述了其弄虛作假之風說：“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裏頭空”。
一些奸商，“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攙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他們爲了牟利，竟然毫無誠信可言。
與杭州並稱“人間天堂”的蘇州，不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倆，種種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時人葉權在《賢博編》說：
“今時市中貨物奸僞，兩京爲甚，此外無過蘇州。賣花人挑花一擔，燦然可愛，無一枝真者;楊梅用大棕刷彈墨染紫黑色;老母雞毛插長尾，假敦雞賣之。滸墅貨席者，術尤巧。大抵都會往來多客商可欺。”
鮮豔燦爛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楊梅，還有喬裝打扮的長毛假野雞等等，騙你沒商量。
賣酒摻水是當時通行的伎倆。學者吳履震在《五葺志逸》中寫道：“雲間有嘲淡酒者，作《行香子》詞雲……這一瓶約重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這樣的酒，在市面上照樣行銷，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將假就假”罷了。
市面上還有許多騙術，諸如以黃泥摻紅顏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藥，賣假藥欺騙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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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古董造假歪風甚熾。明人沈德符對當時的“假古董”是這樣描述的：“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藉以餬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
“百無一用是書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資購買的閻立本《醉道士圖》竟也是僞作。明末名家陳繼儒所祕藏的顏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後人臨摹的贗品。
爲了滿足發財夢，更有人鋌而走險造假幣。明正德年間，姜南在《抱璞簡記》中說：“今世之造假銀者，或以鐵，或以銅，或以鉛、錫爲質，外裹以銀皮，不復辨其僞也。”
此外，還有製作假金子、假會票，以及私自鑄造銅錢的。不過，明朝政府打擊製造假幣的手腕是非常強硬的，凡製造假幣者，不論數額多少，一律斬首。
明末社會騙術千奇百怪，張應俞的世情小說《杜騙新書》裏講述了84則騙術案例，譬如美人計、掉包計、苦肉計、連環計、提罐、扎火囤、放白鴿等。可謂是對民間騙術的一個概括。
清朝的欺詐手段較之明朝，有過之無不及。乾隆十二年(1747年)，紀曉嵐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買了支蠟燭，居然點不着，原來蠟燭是泥巴做的，僅是外面敷了一層羊脂而已。
紀曉嵐在京城還買了16塊號稱爲明代制墨師傅羅小華制的墨，裝在一箇舊盒子裏面，很像那麼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
事後紀曉嵐自嘲道，受騙的人要麼是貪便宜，要麼是圖方便，受騙有原因。同時代的錢文敏則說，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問題，怎麼會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們頭上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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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清代還有更厲害的造假。晚清《點石頭齋畫報》中屢有揭露假官的文字，譬如：
“吳江縣屬同裏鎮，有楊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只冒充巡丁……後竟狡獪愈甚，每於黃昏後，楊扮作汛地官模樣，以一差提燈前導，手執小竹板，後隨二人……周行街市，名爲巡查。……鄉愚無知，任其搜刮一空而去，如是者數夜。”
這是典型的地方惡棍假扮小吏壓榨百姓的事例。但與假官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張祖翼的《清代野記》中記載：“插天飛者，名亦不傳，亦方族也……學問賅洽，熟諳宮廷掌故。有黨徒數十人，周流各省，專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財。”
這個“插天飛”就是乾隆、嘉慶年間，常常假裝朝廷親王大臣，專門敲詐封疆大吏的人物。
上述這些造假案例，都不算奇。更有讓人想不到的是租界造假。《汪穰卿筆記》記載：“戊戌、辛丑間，天津忽有假租界一事。”
“源豐潤司事皖人詹丙生及蘇人彭氏之婿錢某，並浙人錢丙渭，於毗連租界之地名西開者，造房六七百間，中並設巡捕房，有犯事者輒由公堂刻罪。”
這個“官商鉤串爲之，大府竟爲所矇蔽”的“租界”，不僅有獨立地盤，還有“派出所”，有“司法權”!究其原因是“在華人以爲系租界，莫敢過問;在西人又以爲華人之地，莫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