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打算從今年的11月12日起發行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紙幣，之所以發行新紙幣，據說主要是爲了提高鈔票的防僞技術，方便公衆更準確地識別鈔票真僞。
無論中外，僞造貨幣、私鑄假幣的現象由來已久，並且屢禁不止。貨幣是經濟的基礎，經濟又決定了社會的穩定，假幣和假鈔如果氾濫，將給百姓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在我國數千年的貨幣史上，假幣案例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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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認爲，貨幣的價值經國家規定後，就是一直不變的，因此普遍認爲鑄出來的錢越多越好，將其作爲增加財富收入的途徑。官府在鑄錢時，爲了牟取利潤，常常會偷工減料，極大地刺激人們私鑄的慾望。
一種常見手段是減輕銅錢的重量。比如西漢初年，貨幣嚴重匱乏，漢高祖推行莢錢，名義上重量爲12銖，實際上卻只有3銖。在董卓當政時又將五銖錢改成了一銖重，貨幣一下就貶值了四五倍。民間一些人將12銖的錢融化了，做成3銖重的莢錢當成12銖的用，市場上的貨幣輕重不等、規格不一。
另一種手段就是摻雜錫或鉛等價值較低廉的金屬，降低銅錢的含銅量。這主要是由於銅的出產很有限，北宋時期，礦產品的官收價格爲：銅每斤約200文，錫每斤35文，鉛每斤18文，可見銅的價格約爲錫的5.7倍，鉛的11倍。
西漢王莽時期，推行了幾次錢幣改革，發行了三種新貨幣：大泉五十、契刀五百和一刀平五千也就是俗稱的金錯刀。一枚大泉五十相當於50枚五株，一枚契刀，等於500枚五株，一枚金錯刀，等於5000五株錢。然而錢的實際價值與幣麪價值相差十分懸殊。
從上圖我們可以看到，私鑄的大泉五十是自制模板仿造的，但往往不像官錢那麼精緻，文字都扭曲着，錢本身的重量也很小。但就是這樣的貨幣，居然還能在民間流通，官民私鑄之風極盛，“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漢書·王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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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皇元年(20年)，王莽又下令罷用大小錢，改成貨布。貨布長二寸五分，寬一寸，大布黃千就屬於貨布。這種錢幣只有五枚五銖錢的重量，卻要當1000枚五銖錢來使用，是那個時代極度虛高的貨幣。它的發行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社會上私鑄錢幣的行爲。
私鑄的假錢甚至還會出現錯別字，如圖中兩枚盜鑄的大布黃千，“黃”與“布”的筆畫都與官鑄的不一致。但一般被混在真錢裏面，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會注意到。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經濟一片混亂，各方割據勢力的政府都會經常發行虛價大錢。三國東吳孫權時，開始發行多種大錢，比如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這些面額誇張的大泉剛一面世，民間一些人便抵擋不住巨大的利潤誘惑，很快開始私鑄減重錢。
宋朝軍費開支龐大，加之冗官現象，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常常入不敷出。出現財政危機時，官方想到的辦法就是通過發行貨幣來轉嫁危機。仁宗時邊患不斷，軍費需求浩大，常常是鑄大錢，將三個小銅錢鑄成一枚價值十個的大錢用，“錢文大亂，物價翔踊，公私患之”。(《宋史》卷180《食貨下二》)宋徽宗繼位後，爲了彌補開支浩大帶來的財政赤字，竟然濫發貨幣最終導致了通貨膨脹。在宋金時期流通的貨幣中，常常能看見將小平錢碾壓面積擴大之後，混入到錢串裏冒充大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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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四川部分地區出現了最早的紙幣——交子。一些商人不便攜帶鉅款，就會把錢交給從事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鋪戶再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紙捲上，收取一定的保管費。宋朝市場經濟的發展十分迅速，交子的使用也變得越來越廣泛。但交子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仿造起來成本較低。
後來政府將紙幣收歸官營，私人印製交子必須經過官方認可，由官方將收到的錢數記在交子上，經過簽押之後纔可使用，但是這卻客觀上增加了官員營私舞弊的機會。
南宋時戶部仿照交子發行了會子，是當時宋朝發行量最大的貨幣。宋金交戰時期，不斷印製鈔票使其持續貶值。北宋發行紙幣時，規定必須有銅錢作爲後備金，還有數額上的限制，但南宋基本就是濫發紙幣了。
北宋的交子大多使用蜀紙，紙料較爲精緻，製造上也相對認真，裝飾工藝也相當考究，所以民間很難僞造。可到了南宋，紙幣發行量日增，需要的楮紙也越來越多，如果都採用蜀紙的話交通不便，因而會子用紙的選材變得很雜亂，開始是混着蜀紙和杜紙，後來乾脆都用杜紙。這些材料做出來的會子容易破爛，仿造起來也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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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將宋金的紙幣制度發揚光大，在整個元朝的貨幣流通中，紙鈔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元朝建立了嚴格的紙幣發行制度和相關法規，但仍然控制不住僞鈔的橫行。這主要是因爲元代的紙鈔，早期是棉紙，後來改成了桑皮紙，這些原料都十分普通，在製造技術上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很容易就被人們掌握。在《馬可·波羅遊記》中曾記載，“將桑樹皮剝下，取出介於桑樹粗皮和本質之間的一層極薄的內皮，然後將它泡浸在水中，隨後倒入臼中，搗爛成糊漿，最後製成紙”。可見私人造紙並不難。
元朝末年，紙鈔的數量失去控制飛速增長，桑皮紙滿足不了需求，於是便改成採用更容易得到的榆皮紙。元代的紙鈔圖案十分簡單，僞造者很容易模仿，甚至用指甲就能塗抹出來。至於蓋在紙鈔上的印章更加容易僞造，當時僞鈔雖然是重罪，但利潤巨大，鋌而走險者不乏其人。
自明朝開始，銀兩被作爲貨幣逐漸普及開來，在金融貿易活動中成爲重要的支付手段。明清時期，僞造銀錠的主要手段是，將銅、鐵、錫等金屬混入到銀中，或者將白銅融化成錠，用水銀擦洗等。真銀錠在製造冷卻過程中會出現大量氣體被擠壓形成的蜂窩，往往呈現出口小裏大、表層光潔的特點，蜂窩中有時會形成銀滴珠。而假銀錠因爲混入了銅等金屬雜質，表層磨損處很容易看到黃銅質地，底部的蜂窩則是口大里小。
明朝中後期，特權階級中的多數人也參與到了私鑄活動中，其中甚至不乏皇親國戚。清代的私鑄也無不受到貪官污吏的包庇縱容。道光十二年，給事中孫蘭枝就曾上書道光帝：“私鑄流通，其弊尤在私販。江、浙私販唯寧波、上海兩處最多，或附潛船沿途變賣，或僱船裝載駕往各處銷售。每過關口，有一定使費，任意往來，目無法紀。”可見當權者的縱容是促使民間私鑄之風興起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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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杜絕假幣和假鈔，古代統治階級也採取了不少措施，比如精選紙幣材料，如我們之前提到過的蜀紙;印製精美的圖案，比如，清代寶鈔以龍爲圖案，外做花紋邊欄，因圖形複雜，造假者不易模仿;紙幣上往往印有帝王或者書法家的文字;各地官府設立專門的辨鈔人，專門幫助百姓識別紙幣的真假，有時還會普及一些辨別真僞的知識;政府也會獎勵告發造假之人，嚴懲被抓的造假罪犯。但是由於封建社會制度和工藝上的侷限性，這些手段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由於傳統的鑄幣材料是銅、鐵這樣的金屬，比較容易得到，鑄造技術簡單，也爲假幣、假鈔的盛行客觀上提供了可能。加之對於貨幣管理的不成熟以及朝代更迭前後的經濟混亂，古代假幣的猖獗也就不難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