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橙的漢奸帽子
龔自珍的長子龔橙(字孝拱，號半倫)，在晚清學界是一個名聲很大又存在巨大爭議的人物。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對他的評價仍然言人人殊，難以定論。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有人把他和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一事牽扯在一起，說他是引導外國人焚園的罪魁禍首，因此罵他是漢奸、賣國賊;有人則認爲並無此事，龔橙是被忌恨者所誣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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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難找到材料來說明，野史筆記小說裏卻衆說紛紜，正反兩方面都有，而持貶損態度的居多，如：
庚申之役，英以師船入都，焚圓明園，半倫實同往，單騎先入，取金玉重器以歸，坐是益爲人詬病。(《新世說·任誕第二十三》)
或曰圓明園之役，即龔發縱指示也，以是不齒於人，晚年卒以狂死。(《南亭筆記》卷六)
《新世說》是民國初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名氣的筆記小說，作者易宗夔也是個名聲響亮的報刊作家。《南亭筆記》則是赫赫有名的官場諷刺小說《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李伯元的遺著，於民國初年出版。龔橙引導外國人焚燒圓明園這件事，經他們一宣揚，便“三人成虎”，在一些人的腦子裏定了格。
當然，持不同意見和看法的著作也有。如孫靜庵的《棲霞閣野乘》一書寫到此事時，就提出過不同看法;蔡申之在《圓明園之回憶》一文中，也公開爲龔橙做過辯護(《中和月刊史料選集》第一冊)。但他們的書籍和文章的影響畢竟沒有前兩書大，作者的名氣也遠不如前者，最主要是，他們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證據，加之人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心理使然，於是近百年來，不少書籍和文章寫到圓明園被焚事件，仍然人云亦云，將龔橙貶得一無是處。有的甚至罵龔橙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對他肆意攻擊和醜化。
趙烈文日記裏的龔橙
筆者最近讀了龔橙最要好的朋友趙烈文的日記，卻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龔橙。
據《陳乃乾文集·趙烈文言行摘記》所記，“烈文於交遊中，與龔孝拱最暱。咸豐五年，始相識於曾文正南昌營中”。龔橙是趙烈文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誠然不錯，但他們的相識時間，其實更早。據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記載，咸豐五年(1855)五月初六日，他們就有相互走訪;兩個月之後的七月初九日，兩人還正式交換了帖子，成了結拜兄弟。他們不僅是無話不談的朋友，而且結伴去江西之前，還是隔河而居的鄰居，有什麼事需要商量，在家門口就可把對方喊出來。咸豐五年冬天他們結伴去江西，首先抵達的，也不是曾國藩“南昌營中”，而是位於九江市附近的“南康營中”(今江西省星子縣)。在趙烈文日記裏，這些都有明確詳細的記載。
另外，咸豐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趙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師承關係時，曾說：“癸丑年(咸豐三年)遭亂，吾時年二十二歲，遂輟舉業，稍探古學，常請益於族兄伯厚(趙振祚)先生及諸友人周君弢甫(周騰虎)、劉君開孫(劉翰清)、龔君孝拱(龔橙)，至今稍有知識，二三子與有力焉!”照此說來，龔橙與趙烈文不僅早就熟識，而且有師生之誼。
六年後的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趙烈文來到安慶，再入曾國藩幕府。在此之前，龔橙因爲識滿文、蒙古文，又熟悉瞭解外國情況，被英使威妥瑪(歷任上海副領事、上海海關第一任外國稅務司、駐華公使等職務)聘爲祕書。他和趙烈文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趙烈文和龔橙再一次相見，是同治七年(1868)二月十三日，地點在上海。龔橙脫離威妥瑪後，因恃才傲物，爲衆人所排擠，最後流寓上海，鬱郁不得志。這天天剛亮，因事到了上海的趙烈文派人與龔橙取得聯繫，不久，龔橙就叫了一臺轎子來迎接。老朋友相見，要說的話分外多。但這天談得最多的是與外國交換條約的事。龔橙告訴趙烈文：這次與英、法、俄等國交換條約，外國列強“要求頗甚，非止鐵路、電線各條，蓋藉以生釁，非尋盟也”。哪裏是誠心交換條約，分明是尋釁鬧事。又說：“英酋威妥碼(瑪)奉急旨，徵回(奉命回英國)議事，約三月可到，換約已展至九月，其中甚不可測。”又說，在外國列強中，“以俄國兼併之念爲最急”，日本也有趁火打劫之意。
更讓龔橙擔憂的是：外國列強虎視眈眈，做好了尋釁鬧事的準備，而我們中國“各在位(各位掌權者)方泄泄沓沓，視如無事，惟恭邸(恭親王)心知之，亦無能爲謀”，所以“真可一喟”!他們談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趙烈文才告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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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趙烈文再到龔橙那裏久談。這次主要是談中國高層的腐敗無能。龔橙說：恭親王貪得無厭，其用人行政，“不過供外人之指索，無所謂求賢待用，備預不虞之事也”。言談中充滿了憂國憂民之情。
丁日昌向曾國藩進讒言
同年四月間，趙烈文陪曾國藩遊無錫、蘇州、崑山等地，最後到達上海，又與龔橙見了面。在上海期間，趙烈文曾向曾國藩推薦龔橙，希望曾國藩能夠見見他，然後留他在幕府做事。曾國藩答應了趙烈文的請求。
歷來看不慣龔橙爲人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得知這一情況後，當即向曾國藩進讒言說：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答覆朝廷預修和約的奏摺，英國人之所以能夠詳細瞭解其中的內容，就是龔橙將其賣了。曾國藩一聽，非常惱怒。
丁日昌又要其下屬、上海道道員應敏齋告訴龔橙說：曾大帥懷疑你出賣了他的奏稿內容，這時你去見曾大帥，不僅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禍。龔橙當即詢問趙烈文有沒有這回事。趙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國藩做解釋工作，說同治元年的奏稿許多人都見過，英國人耳目又多，哪裏需要憑藉龔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內容;一面答覆龔橙說：已向曾國藩解釋清楚了這件事，他不會因此責怪你的，所以還是力勸龔橙前來見曾國藩一面。
龔橙此時雖然窮困潦倒，很需要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他骨子裏有股天生的傲氣，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於是主動放棄了見曾國藩的機會，趙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遺憾。
離開上海後，曾國藩由水路返回金陵，趙烈文則請假順道回了蘇南家鄉。五月三日趙烈文返回金陵，見到曾國藩後，再次爲龔橙辯誣，然後說：“二月份我在蘇州見到江蘇巡撫丁日昌(江蘇巡撫衙門駐蘇州)，他親口對我說打算聘用龔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師推薦龔橙，他卻在老師面前告龔橙的黑狀，其言語之反覆，一至於此!前幾天我再次路過蘇州時，丁日昌說：這都是因爲應敏齋與龔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師面前說了龔橙一通壞話。”趙烈文於是問曾國藩：“事實果真如此嗎?”曾國藩告訴趙烈文，龔橙出賣自己奏稿的話，都是丁日昌對他說的，不是應敏齋。趙烈文一聽，氣憤地嘆息說：“其誣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爲一婢妾之伎倆，籲，可危矣哉!”
作爲堂堂一省之巡撫，丁日昌竟然和龔橙如此過不去，自然讓趙烈文十分氣憤。《陳乃乾文集·趙烈文言行摘記》說：“此後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資助之。”
龔橙與趙烈文失和
趙烈文和龔橙最後一次見面，是光緒元年(1875)趙烈文稱病辭官回鄉之後。
光緒二三年間，龔橙多次來到江蘇常熟虞山趙烈文家中，說是有一批尊彝瓦當及碑拓之類的金石拓本文物，想帶來贈送給趙烈文。趙烈文知道龔橙家裏藏品甚豐，早年又見過他的瓦當一種，非常精異，就表示願意一觀。當然，他哪裏會讓龔橙白送，到時肯定會計價給錢的。不久之後，龔橙果然帶來一批文物，其中雖然不乏精品，卻沒有幾件是趙烈文很想要的，這就使得他非常爲難：接受龔橙的饋贈，心裏過意不去，將其全部買下來，內心又不情願。再說趙烈文辭官回鄉之後，各項開支很大，家裏積蓄已經花得差不多了，哪有閒錢將這些文物全都買下來?龔橙見此，非常失望，於是“不辭而別”。(《陳乃乾文集·趙烈文言行摘記》)
爲了挽回和龔橙二十多年的友誼，趙烈文特意寫了一封長信給他們的一位共同朋友，希望他在中間做些調解工作。遺憾的是，第二年也就是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十九日，龔橙就去世了。
龔橙比趙烈文大十五歲，出生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九月二十七日未時，以此推算，龔橙去世的年齡是62歲(編者注：香港大學樑紹傑教授1999年發表的《龔橙事蹟考述》，已考出龔橙卒年。該文對龔橙生平有詳盡的考證，亦不同意龔爲英法聯軍嚮導之說)。
與龔橙失和的事，從此便成了趙烈文的一塊心病，覺得很對不住這位曾經患難與共的老朋友。
趙烈文多次爲龔橙辯誣
筆者之所以要把趙烈文日記中的龔橙如實寫出來，是想說明一個情況：民國年間出版的那些筆記小說，雖然把龔橙和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一事牽扯在一起，說他是引導外國侵略者焚園的罪魁禍首，因而罵他是漢奸、賣國賊，但他最要好的朋友、爲人又十分正直和品德高尚的趙烈文，在他卷帙浩繁的日記裏，卻見不到責怪龔橙的言詞，相反卻記了江蘇巡撫丁日昌對龔橙的造謠中傷、龔橙熱心關注國事、趙烈文自己多次在曾國藩面前爲龔橙辯誣的種種事實，由此看來，龔橙是漢奸賣國賊的說法，實在不足爲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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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趙烈文日記沒有寫龔橙引導外國侵略者焚園一事，而且在最初的各種記載中也完全找不到根據。
首先是當年的侵略者的回憶錄中沒有提及此事。其次是清廷留在京城的大臣如恭親王奕以及文祥、寶鋆等人上給咸豐帝的奏摺中，也未說到此事。三是當時留京官僚的日記中，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等，雖都詳細記載了北京城裏對火燒圓明園的種種傳聞，卻未提及龔橙引洋兵入園之事。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應是有聞必錄，如果龔橙確有此舉，他們豈能不記上一筆?趙烈文自然也沒必要在日記中爲龔橙隱諱或誇大什麼。
退一萬步說，龔橙當時如果確有世所傳言的“漢奸”嫌疑，丁日昌、應敏齋等人早就不會與他來往，或以此進讒言於曾國藩;曾國藩對此事也應早有耳聞，哪裏還存在接受趙烈文的推薦而同意聘用龔橙之理?
所以說，龔橙所謂的引導外國人焚園一事，純屬子虛烏有，是後人編造出來的鬼話。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既然如此，後人爲什麼要把漢奸賣國賊的屎盆子扣到龔橙頭上?
除了當時確有中國的沒落貴族“倡率奸民”，假借外國人之名，入園縱火併哄搶財物(王闓運：《圓明園詞》自注)，另外兩個主要原因是：一是龔橙不僅給英國人做過祕書，而且“英師船闖入天津，孝拱實同往焉”(《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這就爲其引導英國人焚園提供了口實，留下了話柄;二是龔橙不檢細行，放蕩不羈，不僅言語驚世駭俗，而且行爲特別怪異，既讓人看不慣，又得罪了許多人。
龔橙剛到威妥瑪那裏做祕書時，“民族主義”雖然“尚未發達於吾國”(《棲霞閣野乘》卷下)，給外國人打工並不犯忌，但因爲龔橙憑着自己的才學，得到威妥瑪的高度賞識，不僅拿着很高工資，而且行動有護衛跟從，包括威妥瑪本人在內，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稱他爲龔先生，那些吃不到葡萄的人產生葡萄酸心理，也就自然而然了。
另外，龔橙從小跟隨父親居京多年，熟悉清廷情況，在中英談判中，英國人向他作些諮詢，甚至讓他參與翻譯工作，這些都是可能的，當然也是犯忌的。況且不久風氣即大變，排外仇外成爲一種潮流，廣大民衆對“洋鬼子”恨之入骨，而對於某些號稱中國人，在對外交往中卻認賊作父、爲虎作倀之徒，更是痛心疾首。於是面對洋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沾了一點洋腥，玷污了自己的名聲。
龔橙倒好，不僅洋裝照穿，洋車照坐，洋飯照吃，洋腔照打，繼續熱心爲洋人服務，而且招搖過市，一點也不避嫌。他甚至公然揚言：“中國天下與其送與滿清，不如送與西人。”(《民國史料筆記叢刊·求幸福齋隨筆》)他最後被人誤解和被忌恨者誣陷，也就毫不奇怪了。
天生反叛
說到龔橙不檢細行，放蕩不羈，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傳聞和說法那就更多了。
龔橙雖是學貫中西的大才子，在晚清的科舉考試中卻屢試不第，始終沒有混到功名。他是一個天生的叛逆性格之人，從此對這個社會的所有一切幾乎都看不慣，士大夫極力宣揚的禮義廉恥、忠孝仁義觀念，在他看來簡直虛僞透頂，都是坑害人的精神鴉片。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標榜忠君愛國的士大夫，士大夫自然也不願和他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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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好謾罵人。別人眼裏的社會名流和賢達，在他嘴裏全是男盜女娼。大家既怕他這張臭嘴，又惡其爲人，於是惹不起躲得起，見了他的身影或聽見他的聲音，就趕忙避開。
清末著名學者也是龔橙好友的王韜，在《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一文中，就這樣寫道：“居恆好漫(謾)罵人，輕世肆志，白眼視時流，少所許可。世人亦畏而惡之，目爲怪物，不喜與之見，往往避道行。”龔自珍本來就是一個特立獨行之人，抨擊時弊，譏刺權貴，無所顧忌，被人罵爲“龔癡”，如今龔橙比他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自然更爲世人所不容。
對自己的家人，龔橙也好不到哪裏去。他長期不理妻子陳氏，兒子龔啻(字去疾)他們來了也不見，對於一奶同胞的弟弟龔家英(字念匏)，更是形同路人。
他也瞧不起父親龔自珍，常常拿出父親的文稿率意而改，邊修改邊拿棍子敲打父親的牌位，嘴裏還唸叨：“寫的什麼破玩意兒，真丟人!”又說：“看你是我親爹的份上，才幫你改過來，以免貽害後人。”
在龔橙的世界裏，只有一個小妾是他喜歡的人。中國人歷來講究五倫，五倫者，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也。這龔橙只愛自己的小老婆，五倫去了四倫半，這就是他後來自號“半倫”的由來(《清稗類鈔·姓名類》)。不過到他晚年窮困潦倒之時，這個他唯一愛的人，也跟着別人跑了，最後連“半倫”也沒有了。
除了做過威妥瑪的祕書，龔橙似乎沒有從事過其他職業。咸豐五年，他與同是科場失意的趙烈文一起跑到江西，投奔曾國藩，原本想在曾國藩幕府謀一份差事，最終卻未能如願。
理想找不到歸宿，精神失去了家園，玩世不恭就成了龔橙生命裏最好的慰藉品和麻醉劑。
後來英國人對他也失去了興趣，他只能靠着祖上留下的積蓄，過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李鴻章到了上海後，每月資助他一些銀兩，他的生活纔有了基本保障。後來沒有了這份資助，龔橙只有變賣家裏的古董文物和字畫書籍生活了。臨死前一年，龔橙說是贈送趙烈文一批文物，實質上是他太需要錢用，只是一開始不好在朋友面前提錢之事而已，最後卻因此失和。趙烈文是同情龔橙的，龔橙卻不能理解趙烈文的苦衷。龔橙最後窮困潦倒而死是真，“晚年卒以狂死(因精神失常發狂而死)”的說法則言過其實。中國有句俗話叫“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又說“是非上身皆有因”。龔橙被人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屎盆子，確實不是無緣無故。一些不負責任的口水，有時確實能將人淹死。不過謊言畢竟是謊言，一戳就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