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張大覆在《梅花草堂筆談》中說道：“泰昌(1620年8月～9月，明光宗朱常洛年號。光宗系萬曆皇帝之子，繼位僅一個月即去世)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樑，拚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鬥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欷歔掩涕，如喪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說法，可以反證前朝萬曆年間，中國人過着應該還算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敗亡週期律，執政年頭愈久，國家敗壞愈烈，統治危機愈大，百姓受難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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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朱翊鈞於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20年駕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無事，接着又太平無事好幾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當他的兒子朱常洛繼位，便是張大覆文章中譽揚的那個“民間不見所苦”而且“皆有生氣”的社會。
萬曆年間那富足，那充裕，當是歷史的蹊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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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談到“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時說：“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他所說的這些用來公然行賄的“白金”即白銀，使我們獲知了萬曆年所以“繁榮昌盛”的奧祕。
以銀代幣，自明朝開國後直到中葉，是嚴令禁止的。爲何到了萬曆年間有如此多的銀兩，流通於社會，出進於市廛，交換於貿易，乃至行賄於官場呢?據美國學者弗蘭克《白銀資本》的考證：“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爲7000噸或10000噸。因此，在那一百年間，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這些真金白銀，表明萬曆年間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物質的豐裕。然而，明代的奢靡，在嘉萬之際已成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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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一朝存活了48年，歷史評價不高，卻是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多白銀儲存的王朝。如此海量的貲財，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揮霍，極盡奢侈腐敗墮落無恥之能事。滋長民風浮躁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的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