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計劃生育是我國現在的一項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實施，有效地遏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減輕了社會與國家的壓力。那麼，古代人是否也像我們一樣，實行過計劃生育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曆代人均壽命：
夏代：18歲，秦代：20歲，東漢：22歲，唐朝：27歲，宋朝：30歲，清代：33歲。
建國後1949年：35.0歲，1957年：57.0歲，1981年：68.0歲，1999年：70.8歲，2000年：7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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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組數據說明，封建社會時期人的壽命是很短的。中國的人口在清朝前差不多都維持在5000萬左右，這還是在沒有戰爭的所謂太平盛世的時代，只有到了清末中國的人口數字才過億。由此可知，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人口，相比領土而言，確實有些過少了。因此，增加人口反而是當時民族延續的歷史使命。而且古代的人素來有“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只要條件允許，就會可勁兒生。況且古代生產力低下，沒有足夠的人口就很難生存。據史書記載，唐朝時人均可耕地曾達到30幾畝，少的時候也有十七八畝。耕地這麼多，而生產工具卻很落後，因此沒有足夠的勞動力是絕對不行的。不過，並不是人越多越好，在我國古代，也出現過人口過多的時期。
在《明會要》中有這樣的記載，萬曆六年，中國的人口數量爲6069.2萬，在此之後有些人主張控制人口增長。40多年後，《太平廣記鈔》刻本發行。文學家馮夢龍在評纂此書時，於《仙部·古元之》記載的神國人和鄰邦通婚，欲生育“二男二女”處加眉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減，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無增減，可以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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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梅村在其所著的人口學專著《乙丙日記》中認爲：人口“萬不容過多”!他反對早婚，對“求子孫多”的傳統觀念持批評態度。他在1855年到1856年間提出“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思想，是提出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第一人。汪梅村降低人口出生律的辦法是，在第一胎後“施送斷胎冷藥”。他還主張晚婚，提出“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他認爲，若“生女兩個，生男三個”，都要加重交稅以懲戒。
韓非子也有自己的人口論思想：“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初唐著名白話詩僧王梵志有這麼一首詩：“富人少男女，窮漢生一羣。身上無衣掛，長頭草裏蹲。到大耶沒忽，直似飽糠牲。長大充兵僕，未解起家門。積代不得富，號曰窮漢村。”從貧富的角度論說了人口問題，明確指出一家人生活的好壞，直接與子女多少有關。他在另一首詩中又寫道：“續續生出來，世間無處坐。若不急抽腳，眼看塞天破。”他主張“生兒不用多，一個勝十個”。他也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人。
明代初期進行人口“普查”，洪武二十六年，全國人口爲6054多萬人，比元朝增加700餘萬人。其中城市人口增長特別快。到清朝乾隆年間，全國人口突破3億大關。康熙、雍正擔心的局面終於出現了：“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爲業?”乾隆憂心忡忡地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10餘倍，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朕甚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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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令各級官吏奏明人口增長的原因。進士洪亮吉寫《治平篇》、《生計篇》，全面分析人口增長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洪亮吉這樣寫道：“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教授之館不加增”，後果“甚可慮”。他建議開闢土地，進行人口遷徙，並且減輕賦稅，厲行節約，使物盡其用，禁止土地兼併，以求封建制度下的民人“平等”。
由此我們可知，人口過多的情景也在古代出現過，而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也都對人口的控制提出了各自的觀點。而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以來，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時至今日，地球上的人口已經超過了60億，給地球母親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因此，爲了使人類能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空間，控制人口增長勢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