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期、樑、陳)與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三國兩晉之後、隋唐之前，是幾乎同時並列存在的。在中國宗教的發展史上，佛教曾佔有重要的一席。與南朝佛教的興盛比起來，北朝也毫不遜色。北朝中後期，一百餘年間，僅歷魏、齊、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若是加上妃子，那就更多了)出宮爲尼，這實在是佛教歷史上極爲少見的，成了我國佛教史和北朝發展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
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的倡導下，得到了統治階級進一步的支持和扶植，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南北朝各代統治者，包括皇帝、貴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先後被北朝後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爲國師;南朝梁武帝蕭衍更是一個篤信很深的教徒，尊佛教爲國教，曾4次捨身出家爲僧，最後由朝廷和羣臣以巨資贖回。
譬如，北魏文明太后馮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等在長安出家;宣武靈皇后胡氏更明言爲弘揚佛法而出家爲尼。其時洛陽西域僧人不下3000人;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時居外國沙門3000餘人。當時文人學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廟僧人快速發展。從這樣的大背景來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宮爲尼，也不是很奇怪的。
也有一些皇后是逃避深宮禁錮，追求個性解放。因爲寺庵可以躲開皇宮的森嚴制度，從而成爲相對自由的樂園，甚至於可以變爲淫樂之地。魏太武帝拓跋燾就是因爲發現佛寺有兵器、有藏匿婦女淫樂之處而毀佛的。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條文中,對尼姑犯奸有懲治條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於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發落”。
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還是出現了與世間俗人私通的現象。如饒州有一女尼,與士人張生私通,最後還嫁給了張生。有人專門就此事贈一詩,雲:“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卻着紅裙。於今嫁與張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門。”
何以會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來就是貴族家庭姬妾出家之處,這些大家族出來的削髮之尼,難免塵根不斷,甚至做出與人淫亂的醜事。
永樂年間,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時,在寺裏發現了纏棕帽,帽上還有水晶纓珠。工匠就將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發現而告到衙門。
官員在審問此案時,問工匠珠子的來處,工匠就如實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爲偷入尼寺,而爲縱慾尼姑所留,最後死於色慾。爲了隱瞞事實,屍體無法運到外面,就只好將其肢解,埋在牆下。
又天順年間,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參加會試的舉人,閒來出遊,七天沒有回家,無人知道他去了哪裏。其實,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羣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開門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攜帶酒餚回到寺中,與這位舉人飲酒取樂,所以根本無人知曉。一天,舉人起了懼怕之心,於是跳牆出來,已是“臞然一軀矣”,身子瘦得令人難以相認。
明人李開先所著《新編林沖寶劍記》一劇,對尼姑對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顯然可以與史料相互印證。劇中所塑造的尼姑,確實正如他自己所說:“臉是尼姑臉,心還女子心。空門誰得識,就裏有知音。”
洪武年間,明太祖曾經派人暗訪在京將官家庭姦情之事。當時女僧引誘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獲知確切消息之後,明太祖下令將兩家的婦女與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處死。
萬曆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撫江南,正好蘇州發生了假尼行淫之事,於是就下令,“羅致諸尼,不笞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斤按照豬肉價格賣給鰥夫。霍韜任南京禮部尚書之時,也對尼姑此風進行了清理,允許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後則將尼姑配作軍人爲妻。其中50歲以上的尼姑,則別有處分。至於婦女,則嚴禁她們進入寺廟拜佛。
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說《西湖二集》中,對尼姑曾作了較爲全面的評價,他認爲,尼姑中畢竟不好的多於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誰肯說自己不好?她們往往是假至誠假老實,通過甜言蜜語,哄騙婦人。
周清原的這種擔心並不孤立,而是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爲此,時人才將尼姑歸入“三姑六婆”中,成爲文學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這或許是因爲那些文人士大夫爲了挽回世風,而不得不將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誇大,但確實部分道出了當時佛教界的實情。
弘治年間,延綏巡撫黃紱奉明孝宗之詔,毀掉庵寺,並將尼姑解送巡撫衙門,“給配鰥士”。此令下達之後,人人大悅,尼姑無不願配,甚至出現了“去位尼有攜子拜跪路傍遠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確實存在着留戀世俗的情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