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讓人們在思想意識和寫作技巧方面獲得很大教益，可是他在某些作品中所表露的觀點卻讓人不敢苟同，譬如他對漢字的態度。
其實，魯迅先生和漢字極有緣分。他少兒時代在三味書屋讀書時，所讀的書肯定是用漢字來寫的;留學日本時他師從章太炎先生學文字學;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掛職時，經常跑去琉璃廠購買碑帖來揣摩漢字的筆劃和結構;他那些不朽的著作，都是用漢字寫出來的，特別是後期在上海居住時，全靠用漢字寫作來維持全家生活，而且活得並不睏乏。儘管他的毛筆漢字書法未必像郭沫若所說那樣，已經遠遠超過孫過庭、顏真卿、柳公權、米芾、蘇東坡、黃庭堅而幾乎達到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的水平(注)，但卻自成一格，造詣甚深。可是，他後來卻力主消滅漢字，實現文字拉丁化，爲此發表了極爲尖銳的意見。這裏僅拿出頗有代表性的三例來議論，並向有識者求教。
1934年8月，他在《漢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寫道：“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隻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他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進而表示：“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衆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他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因爲他認定“勞苦大衆沒有學習和學會(方塊字)的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確有很多勞苦大衆由於沒有條件學習而成了文盲。但這是社會的罪惡，怎能讓漢字來承擔?拉丁化只有二十多個表聲的符號，學起來確是比方塊字省力，然而也必須通過學習纔有可能去認識和運用。不知他有沒有想過，假如勞苦大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也將失去學習的機會，這一來，就算實現了拉丁化，不也同樣產生大量文盲?
方塊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一說，太偏激了。果如此，對這一“利器”極有研究而又運用得極爲巧妙的魯迅先生，自己身處何地?漢字是“病菌都潛伏在裏面”的“結核”一說，同樣過分。果如此，他的小說《阿Q正傳》、散文《記念劉和珍君》、雜文《論雷峯塔的倒掉》，還有那被毛澤東認爲“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至於“孺子”是否應當理解爲“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不在此議論)等等，不也都隱藏着對勞苦大衆極爲有害的“病菌”嗎?
他臨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報訪員”時，更堅決地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理由是：“因爲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
那時，日寇早已佔領了我國東北並已進入了華北，救亡運動正在全國風起雲涌，可是他竟爲“救亡”開出這一令國人“聰明起來”、“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的藥方，這實在令人費解。幸而他是人而不是神，這一預言並不準確。如今，在他已去世七十多年的今天，方塊漢字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由於成功地輸入計算機而增添了生命力;中國也並沒有因爲漢字的繼續存在而滅亡。
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機械工程專家、教育家，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說得好：“漢字是形、聲、義相統一的象形文字。它不僅是符號，而且還是藝術，是科學，是文化。科學研究表明，這種文字及以其構成的語言，既能開拓人的左半腦，又能開拓人的右半腦，啓迪右腦的原創性功能。”(見《國魂凝處是詩魂》)漢字何等值得珍惜!遺憾的是，我雖然是漢族的子民，但對漢字卻認識得不多，理解得膚淺，運用得不精，書寫得不好，因而常感羞愧，可是我始終熱愛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