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明朝地方政府爲什麼會紛紛建造生祠?生祠有什麼用嗎?其實明代的生祠不僅是民衆感念心聲的傳達，也是民衆祈求祝禱的造神方式。百姓在報官員之恩德的同時，也是在報國家之恩德，“三公之德，非猶國家之功德乎?五雲雖高，三德孔邇。民之所以報三公者，正其深於報國家也。”
因此，明人在生祠祠堂中的禱祝表現出了他們對地方人物祠祀的功利性。百姓通過禱祝實際上更渴望可以繼續得到離任官員的現世蔭護，亦藉此表達他們對地方治理政策的選擇。
而這一禱祝傳統由來已久，當古代中國的百姓在遭受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之時，現實的無力感會讓他們去主動尋求心靈的寄託，輕則通過燒香叩頭、焚香供祭等他們認爲真誠的方式，甚至輔以貢品、日夜禱告，重則捐資修廟、再塑金身等，希冀藉此可以收到崇拜鬼神的實惠，即鬼神因他們禱祝的誠意，會實現他們在現世的請求。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與鬼神進行利益上的互換，以此來緩解現實的壓力，這些無一不被打上功利的烙印。
“造神”——半人半神
明代生祠之設，有“報功”與“禱祀”的雙重目的。一方面，地方民衆藉此表達對地方官惠政的感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目的，即爲自己的未來禱祀求福。出於這種目的，地方民衆逐步形成了對生祠祠主的“偶像崇拜”，使生祠祠主實現了由“人”到“半神”的轉化。從明代生祠祠祀中採用單獨立祠的“專祠”、採取“偶像崇拜”的“塑像”祭拜以及生祠的命名方式等都可見一斑。這些“造神運動”加強了生祠在思想意義上的功用。
當百姓開始追崇、仰慕地方官時，體現更多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的缺失和依賴。南贛地處閩粵湘贛四省交界處，遠在邊陲地帶，地處偏僻、地理環境惡劣，官方命令實難遠及。各省之間又相互推諉，地方官府行政能力更是日趨薄弱，使南贛成爲三不管地帶。所以，南贛多盜，難以管控，自唐宋以來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成爲匪寇橫行之地。
正德年間(1506-1521)，鄉民好訟鬥狠、不通教化，經濟失調、社會失範、鄉民失德，陷入空前混亂。南安大庾人王鑾記：“弘治以來，勢益猖獗，垌野外公然奪民田虞耕種，攻劫虞掠，侵犯(上)猶、(大)庾，幾陷南康城，官民能奠枕哉?”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曾言：“正德濁亂，羣盜峯起”這些盜賊“肆爲剽掠，荼毒生靈，良善苦之”。南贛盜亂逐漸成爲明王朝的一大心患，歷任官員對此地盜匪治理的無能爲力，使得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另募官員。王守仁(1472-1529)，成化八年(1472)出生於浙江紹興餘姚縣。
巡撫王陽明一上任，立即對盜賊“差官撫插”，呼籲盜賊“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認爲只要將盜賊安插，加以編戶齊民，盜賊再叛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許多。王陽明對南贛地區的治理主要採取以盜治盜、恩威並施的手段。治理盜賊後，爲進一步防範盜賊、規範社會秩序，積極築城設縣。
明儒王畿相當盛讚巡撫王陽明在南贛地區的施政，曾言：“先師疏請得假便宜，橫水、桶岡、浰頭以次削平，或剿或撫，建官設縣，屯兵立堡，漸爲良民。”可見在盜賊或剿或撫後，積極築城雖是被動性防禦，但其舉措卻可讓居民安心無懼，故時人云：“國以民爲命脈，民視城郭爲命脈。”此後“南贛至此無警矣。
爲了更好的治理南贛地區，還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十家牌法，王陽明顧慮地方鄉野盜賊充斥，“念御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因此南贛鄉約是繼“十家牌法”後，因而訂立數條共同遵守的實施辦法，以求“同約之民，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此外，陽明深深有感於“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清同治《南安府志》謂陽明“立社學以訓童蒙，爲諭俗文以化頑梗。這些轉變無一不表明王守仁在南安興辦社學、推行鄉約取得的良好效果。
凡有功於國家、惠愛百姓的官員，國家允許地方官府、百姓立祠表彰，以實踐國家倡導的崇德報功。王守仁在南贛“盜區”的種種舉措，改變了南贛盜賊頻頻、百姓困苦的日子。百姓爲感念王守仁，凡是王守仁生前行經、平亂、過化的地方，皆立生祠以祀，以此銘記王守仁的捍患平亂之功，感念其施民教化之德。
正德十二年(1517)，王守仁平定南安府橫水桶岡賊亂後，南安百姓無不興悅，對解救他們與盜賊之中的王守仁甚是感激，爭相爲王守仁建立生祠以表感念之情，並在此後的一兩年相繼完工。作爲府治之地的大庾縣是最早修建好都憲陽明王公生祠的，“正德丁丑間公削平寇亂，民感其德，捐貲建之”。
祠址在儒學櫺星門右。於是南康都憲王公生祠在次年(1518)便落成於明倫堂左，以圖與學宮相悠久矣。在南安各縣不少鄉里的祠堂內，百姓也紛紛塑陽明像以“歲時尸祝”。甚至在偏遠地區，百姓也在家裏爲王陽明設立簡易神位，掛其肖像早晚祭拜，以此表達對王陽明“生同再造”“如赤子之見慈母”的感戴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