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是曹魏與司馬氏統治時期的特定產物，這是今天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我國曆史上，魏晉風度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表現，一種具有標誌性的時代精神。
魏晉風度自曹魏末年產生，一直延續到晉朝。
“魏晉風度”實際上是對魏晉時期名士生活體現的一種高度概括，本文在此基礎上，就“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展開論述。
一：魏晉風度的概述
魏晉風度主要指魏晉時期的名士們所具有的清俊通脫、率真任誕的行爲風格。
在魏晉時期，名士們普通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縱情山水、服藥飲酒。
由於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年代，社會環境複雜，新興門閥士大夫階層有着極其險惡的社會生存環境。
與此同時，其人格行爲思想等又非常的不拘禮節、不滯於物、風流瀟灑自信，士人們 頗喜雅集，大多數獨立特行。
其中的代表人物爲“竹林七賢”，他們在生活上絲毫不拘禮節，經常積聚於竹林中喝酒縱歌，灑脫倜儻，清靜無爲。
以竹林七賢爲代表的魏晉風度在後來受到諸多知識分子的讚賞。
二：魏晉風度的解讀
魏晉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中是一個特殊的時期，佛教的深入、南北民族的廣泛融合、社會的動盪變革等。
讓這個時期的文化、軍事、經濟和政治等意識領域表現出和歷史傳統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風貌。
在動盪的魏晉王朝，魏晉名士由於對人生境遇的恐懼，他們無論是縱情山水求得精神上的暫時麻痹和解放，還是順應當時政治環境讓生命得以委曲求全。
他們的情感實際上處在惶恐不安和極度的焦灼之中。
雖然從外表上看，這些魏晉名士表現出一種淡泊寧靜、瀟灑奔放、和輕視世俗的神態。
但他們內心對眼前的現實以及自己的人生有着強烈的執着，甚至感覺到非常的無助和矛盾。
對於魏晉風度的解讀，歷朝歷代都有文人名士對其進行研究，人們的觀點各有不同。
比如，馮友蘭認爲魏晉風度是一種人格美的表現，魯迅認爲這是一種時代精神和文人心態。
而馬良懷則認爲魏晉風度是魏晉時期士大夫在權威思想重建與崩潰過程中精神上的困惑與迷惘的外在表現。
三：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
魏晉風度的精神所在和時代特徵就是遵乎達生、輕蔑名利，魏晉風度的具體體現爲風流氣度和蕭散懷抱。
這兩者的有效結合，形成一個具有完整性的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不僅在當時的魏晉時期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士文化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在於它將魏晉時期士大夫階層的價值取向充分反映出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晉主流文化發展趨勢。
魏晉是一個動亂的時代，社會環境險惡，政治鬥爭慘烈，這些讓魏晉名士感到戰戰兢兢，時時刻刻如履薄冰。
這樣的背景下，名士面對生死選擇經常有憂生之嗟。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魏晉名士之間惺惺相惜，無論是在人生態度還是處事方式上面，都表現出非常強烈的趨同性。
而且，魏晉名士的人格精神在這個時期也是前所未有的一致。
就像劉師培先生指出的一樣：“西晉之士，非法其文， 唯法其行。用是清談而外，別爲放達”等。
從某種程度上說，魏晉時期主流文化的具體走向以及相應的發展趨勢，均是因爲這個時期人們思想觀念和文化行爲相同相似所造成的。
換言之，這些相同相似的思想決定了魏晉時期主流文化的方向和內容。從而讓魏晉風度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特徵，也因此成爲時代的文化標誌，被後人爭相研究和傳頌。
其次，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還在於它是以人的自覺爲前提，對中國文人基本人格精神進行奠定。
中國傳統文人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開始就踏上了尋找人生真諦之旅，這是一個漫長、痛苦、充滿艱難的苦旅，但是文人們卻樂此不疲。
雖然各家追尋的目標不盡相同，追尋的方式不盡相同，追尋的途徑不盡相同，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各不相同。
但是道家的“知其雄，守其雌”、“無爲而無不爲”以及返璞歸真、順應自然等人生 理念和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天下有道則仕，天下無道則隱”、“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等文化精神，終於在動盪的魏晉時期經過魏晉名 士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實踐轉化爲具有時代意義和鮮明時代特徵並且被後世文人所讚賞的魏晉風度，從而實現儒道互補精神的全面昇華。
這是魏晉風度對於我國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也是魏晉名士對於我國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魏晉以後，外界對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的評價多是一些負面的評價。
在談到魏晉玄學的時候，李澤厚曾經就指出，對於魏晉玄學而言，歷史上的否定評價向來就佔有絕對的優勢。
究其根源，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人們認爲玄學只能說而不能行，不涉世務，迂誕浮華，空談誤國。
第二，人們認爲玄學丟棄了儒學，沒有對儒學給予應有的尊重，是一種不尊禮法的學術。
對於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的負面評價，其原因大抵上與魏晉玄學負面評價原因相似，不外乎就是魏晉名士服食求仙、縱酒任性、簡傲放達、不尊禮度、談玄清議，而這些又與所謂的國運興衰、社會治亂聯繫在一起。
所以，魏晉之後外界對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多是一些負面的評價。
範寧、桓溫等人甚至將西晉滅亡的罪名扣到魏晉名士的身上，很顯然，這是一種主觀意識非常強的評判。
相對而言，《晉書》作者對於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的評價要更加客觀一些。
魏晉名士的部分文化行爲，比如欣慕仙道、不務世事、空談竟日、沉醉酒鄉等，似乎都有一定的可指責之處。
但是，如果結合當時魏晉名士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魏晉名士的這些做法似乎又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當時，司馬懿與曹操的政治手腕迫使士人在“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與“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之間做出選擇。
正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壓力以及慘烈形勢，魏晉人士不得不選擇前者。
對於朝廷政治，他們選擇三緘其口，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與此同時，他們對生命和人生表現出憐愛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疏狂不羈、服食、飲酒、清談等事情都做出來了。
“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爲恥”爲當時的時代特色。
鑑於此，對於魏晉名士以及魏晉風度，又爲什麼總是使用一些否定的、負面的評價。
作爲魏晉名士表現出來的處事方式、人生態度， 魏晉風度實際上是指由此凝鑄成的人格精神，這也是魏晉時代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有文化現象。
魏晉風度的時代意義不在於衛道者對其的高調批評，也不在於後世文人對其模仿與鼓吹，而在於它爲我國的傳統文人提供了一種人格範式。
這種人格範式雖然不能有效爲之但是卻心嚮往之，也爲我國傳統文化提供一個可以用來進行自我期許的精神家園。
正是因爲如此，魏晉風度讓後世的文人追慕不已，後世文人對魏晉名士的生活態度和作風也時各種神往。
魏晉以後，各個朝代都有對魏晉遺風進行追慕的文人名士。
在這些追慕的文人名士中，真正將魏晉風度作爲一種人格範式來學習並且得到魏晉風度精髓者卻寥寥無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士有北宋的蘇東坡和晉宋的陶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