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所謂的魏晉風度,一直廣爲後世士人所推崇。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魏晉風度”猶如翩翩少年，在歷史的舞臺上演繹着畢生的風流韻事，清新淡雅的歷史畫卷構建了魏晉人思想自由、不拘言行、獨具風采的風貌。
它表現爲古代有識之士們的思想逐漸轉變，一定程度上掙脫了既有的儒家思想的束縛，拓展了心靈深處的自由空間。
而且“魏晉風度”並非僅爲士人們精神的一種彰顯，同時亦爲當時的主要潮流，涉及大量內容，包括政治、哲學、文藝以及社會風俗等。
一：“魏晉風度”的內涵及特點
“魏晉風度”從根本上體現了時代精神與文化意蘊，並非僅代表魏晉時期名士的風度，而且同時還潛藏了魏晉風流之意。
“風度”在魏晉時期是用來評論人物的一種詞彙，即當時士族概念形態的一種人格的體現，亦爲魏晉時期的審美傾向。
從魏晉時期的一些典型的名士可以看出，處於此階段的名士們具有“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瀟灑桀驁，爲後人所膜拜。
“魏晉風度”體現了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化狀態，在古代文學史上具有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內涵無法通過一兩句話概括。
宏觀的“魏晉風度”涵蓋了整個魏晉階段文人的精神風貌、文化底蘊與對待人生的態度。
此階段文人所特有的率真脫俗、怡然灑脫的生活態度與放縱桀驁、傲視禮法的言行風範，體現了處於此歷史背景下的名士們的一種奔放無束的生活狀態。
具象的“魏晉風度”，即爲魏晉文學所彰顯的個性。
以語詞的敘事性作爲基點，以“風度”闡釋魏晉階段文學特性缺乏嚴謹性。
由於差異化的主體在創作中所體現的審美各不相同，相應的政治背景也爲文學奠定了不同的主題。
緣何一直沿用這一說法來充當這一階段文學的代名詞，並非只是因爲此歷史階段正處於魏晉時期。
而是由於此社會處於動盪不安的環境之中，身爲有識之士，其內在的憂患觀念在各朝代交替中均有體現，內在的危機也一直存在着。
只是由於各歷史時期主流哲學存在差異，主體的生命觀念存在變化，因此造成此類危機感。
魏晉階段正是此類意識體現得最爲明顯的時期。
因此文人的危機意識在政治的作用下持續深入，進而生成自覺的生命意識。
以文學作爲基點，此類生命意識主要體現在個體化的創作風格、多元化的審美特性以及層次化的文學結構等。
換言之，“魏晉風度”即爲“對個人價值的全面審視及對掙脫傳統道德束縛的人性的認可”在各意識形態中的內在體現。
“魏晉風度”第一次“刻意”地把人性昇華到超名教的高度，進而作爲掙脫傳統道德的一個風向標、打破封建禮教的枷鎖。
“魏晉風度”表象的特點爲豁達、率真、灑脫。通過言行與詩文，賦予自己的人生以藝術的色彩。
此類藝術渾然天成，是文人思想及心理的自然表露。
正是因爲魏晉時期的政治特點，使魏晉名士在對人生慨嘆之餘，還帶有無盡的哀傷。
名士們不論是融入時代環境、保全自己，還是尋求山水、慰藉靈魂，都因爲對人生的惶恐而使情感實際上處於糾結的狀態。
雖然名士們看似狂傲不羈、蔑視禮法、灑脫怡然，但內心卻始終執着人生、十分苦悶。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鑄就了“魏晉風度”的內在概念。
二：“魏晉風度”的社會根源
魏晉在我國曆史中屬於變化階段，其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意識形態均歷經轉折。
魏晉階段，由於社會持續動盪，人們的社會心理即爲思治。
亂世思治而不得致使魏晉名士側重於對自然與生命的探究，這些名士想找出生命哲學最準確的真諦，挖掘人生根本的意義，最後是人的覺醒的必然產物。
魏晉人的覺醒，在青年學者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無拘無束的思想及自由辯論的風氣爲青年學者啓迪了智慧。
衆所周知，魏晉南北朝出現在東漢建安年間，迄於隋，其過程超過400年。
此階段的特性體現於：
(1)長時間分裂
(2)政權變換迅速
(3)社會亂局頻發
在此歷史時期，並立政權間相互制衡，王朝的更替主要通過戰爭來實現。
就算是不發動戰爭，上層統治集團間的爭權奪利也是殺機四伏。
此時代士人的政治心態呈現悲劇色調。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與董卓之亂即爲天下大亂的開端，在之後的幾百年中，豪強士族擁兵割據，王室貴族戰亂頻發，北方胡人乘勢入侵中原，政權交替頻仍。
先有三國鼎立，繼起西晉統一，但只持續了五十年就又陷入了離亂。
在北方先出現十六國割據的局面，後又出現北魏、東魏、西魏、北齊以及北周的交替。
在南方，也出現了東晉、宋、齊、樑、陳政權的頻繁變換。
整個魏晉時期，豪強士族勢力呈現莊園化特點，經濟上富可敵國，“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
同時擁佔兼宗法、軍事以及生產 性的私人武裝，具有參與政權、影響政權甚至奪取政 權的資本，同時朝廷不得不想方設法聯合豪強士族。
於是，出身變成了參政的第一要素。
此類通過門閥士族參政的模式，導致了政治貴族化發展趨勢。
雖然社會不穩定，不過在文學方面卻纔俊輩出、文采卓越，一些作品抒發了蓬勃向上的精神，但是同時也體現了世態的悲涼。
此階段的文人思想爽直、語言隨性，思想試圖從經學束縛中掙脫，且得到樂府民歌的滋養，世人稱之爲“建安風骨”。
不過“建安風骨”沒有持續多久就被新的時代背景影響，進而變成了一種缺乏剛性、柔性有餘的獨特風韻。
三：魏晉士人的人物品藻和意蘊情調
“魏晉風度”的內涵與魏晉時期的意識形態，影響了魏晉士人的生活態度、人物品藻、思想以及精神。
而通過 “風神”“氣韻”“韻味”“韻致”在內的相關詞語去強調“精神”，亦爲從魏晉伊始古典美學的核心命題，印證着我國古典美學的一個轉折：
藝術創造從對哲學、倫理的理解轉變爲對藝術自身的理解，從理性分析中掙脫出來，進而滲透至藝術的精神領域。
我們所提及的轉變，即爲魏晉名士個體生命的存在，在認知達到一定高度後，又會衍生出新的審美意識及評判。
此時期文人特有的瀟灑清遠的精神風貌，奠定了“魏晉風度”的精神根源。
但是，此時期對於“精神”的表述，還沒有達到嚴格意義上的文藝審美，而是用於當時人物的精神，即人的精神面貌與社會文化性質的審美取向。
“精神”本身則表徵爲生命與面貌，即凌駕於生命之上的一種抽象概念。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會刻意導引出另一條平行的觀念。
也就是把人的精神帶入更高境界，人的生命與主體力量刻意發揮至極致，進而衍生出多元化的結果，此爲“神”的基本概念。
在此概念中“神”即爲人本身。
人們提高“神”的心態是依附於對大自然存在的膜拜，在此基礎上拓展出對人自身創造的膜拜，將一些創造出來但凌駕於人工力量的 創作境界稱爲“神”。
同時以此爲視角，判離出人自身具有的一些基本狀態：平常狀態與“精神”狀態。
因此，“精神”就變成人的一種意識活動，進而昇華爲對人的生命潛能、生命價值，甚至生命存在的一種認可，拓展出一種凌駕於“形”而予以思考的生命哲學。
這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較爲常見。
不過，人對自我的認知，對自我精神力量所能產生的意識，並非可以生成審美。
魏晉時期，很多名士都對個體生命及精神有一定的追求，這也是精神上的活躍，但是在形態與基本性質上有別於先秦。
其思想精神的側重點已不同於以往，生命哲學的觀念已逐漸得到重視，生命的意義更傾向於以人爲本。
因此，側重於個體的生命內涵、個體的精神意蘊，是這兩者的一種具有美的意味的外在形態表現。
超凡脫俗、俊逸灑脫。這其中並不缺少思考的力度與縱深，在某種意義上也具備政治與倫理上對於社會及現實的抨擊。
不過在其內涵與基本價值取向上，更側重於對人生命自身且凌駕於功利的欣賞，是對美的感受與體會。
很多人都認爲“魏晉風度”即爲真正的名士風貌。
古有云：“真名士自風流”，正是因爲這些文人名士的清峻通脫，體現出“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韻，才爲後世所敬仰。
“魏晉風度”即士族意識形態的人格彰顯，同時生成了特定環境下的審美理想。
文人雅士們熱愛自然、超然物外，真摯任誕而風流孤傲。
但是，“魏晉風度”緣何在歷代遭貶?
追根溯源，是因爲名士們縱酒過度，半醒半醉所致;同時由於名士狂傲不羈，有悖常理。
相傳劉伶，酒後無束，多次擡棺狂飲，同時一絲不掛癱於房中，很多人對其嗤之以鼻，但劉伶卻反脣相譏：“天地爲被褥，屋房爲襖褲，爲何汝等意欲鑽入吾襠中?”
很多名士爲得長生煉丹服藥，穿衣以寬大爲主，長時間不洗，因此多蝨，所以“捫蝨而談”，在當時的環境下即爲高雅之舉。
其實以“魏晉風度”爲基點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實質上奠定了知識分子的基本人格。
但是，“魏晉風度”所影響的這些，也存在實質的弊端。
一些人爲了追求時尚，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刻意效仿名士的放達。
其實當代年輕人對人生的熱愛、自我的發現及認可，和東漢末“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緣承一脈。
當代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俊逸及個性上，又與“魏晉風度”的美學觀念相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