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琦善是個倒黴的角色，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繳煙引起戰爭，他臨時接任，實在是爲林則徐擦屁股。他經過外交、戰爭的雙重努力後，發覺對抗之不可行，自作主張與英國簽訂了求和的《穿鼻條約》，已是在當時情況下所能達到的損失最小的結果。但朝廷那時候尚不理解己方和對方的真正實力差距，認爲琦善此舉是賣國求榮，將其鎖拿解京，查抄家產，發軍臺。後來英國炮艦北上，連下吳淞、上海並佔領鎮江，此時朝廷才知對方厲害，經反覆談判簽下《南京條約》，其實與琦善之前的主張並無多大區別。
當時的皇帝道光事後明白錯怪了琦善，又重新起用他，讓他做了駐藏大臣，後又任過四川總督、陝甘總督等。琦善最後病死於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中。
琦善擔任駐藏大臣期間，偵辦過一個外國人擅闖藏區的案子，被扣的外國人叫古伯察，是個法國神父。古伯察後來在回憶錄中寫下了他與琦善的一段交往，其中提到了琦善對鴉片戰爭、對政局、對中外政治制度的看法，現在讀起來頗有意思。
在古伯察的描述中，當時六十多歲的琦善是他們“在中國人中所遇到過的最爲莊重、最爲和藹可親和最爲才華橫溢者”，他喜歡誇耀自己對西方文化和歐洲事務的瞭解，喜歡當衆闡釋自己關於西方的知識，但當被提到他的短暫的兩廣總督經歷時，他表現得很不自然。
在他們彼此熟悉之後，琦善向古伯察打聽義律(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的商務代表，在當時起大使的作用)的消息，他對義律頗爲讚賞，也很爲對方的遭遇擔憂，他說：“義律心腸很好，但他不會做決定。他被處死了還是被流放了?”當古伯察告訴他英國並沒有中國這樣的制度，失敗的官員僅僅下臺即可時，琦善很感慨：“你們的官吏們比我們幸運。”“我們的皇帝不能知道一切，但他卻判決一切，而任何人又從不敢對他的行爲說三道四。如果皇帝說這是白的，那麼我們就要跪下來說‘是，這是白色的。’如果他接着指着同一物品說‘這是黑色的。’那麼我們就必須重新跪下並回答說：‘是，這是黑色的。’皇帝可能會對有膽量指出錯誤的人這樣講：‘你說得對。’但他同時便令人將此人絞死或者斬首。”“我們不像你們有個‘衆頭議’(指衆議院)。如果你們的皇帝逆正義而行，那麼你們的衆頭議會出來阻止他的旨意。”
琦善還講了1839年皇帝如何處理與英國人的重大交涉事件。皇帝召集了包括他在內的軍機處八名中堂，向他們介紹了南方發生的事情。他對他們說，有些來自西方的海上冒險家們表現出了反叛和不服皇名的事件，應緝拿他們並嚴懲不貸，以便對所有那些試圖模仿他們不端行爲的人做出儆戒……皇帝表達了其觀點後，就詢問軍機處的意見，四名滿族中堂馬上跪倒奏道：“喳!主子的吩咐。”四名漢族中堂也馬上跪倒並奏道：“是!皇帝的天恩。”除此之外，再未補充任何話。
琦善說，他個人堅信中國人無力抵抗歐洲人，除非是改進武器和改變古老的習慣。但他從來都小心謹慎地不敢向皇帝呈奏，因爲當這一上奏不準時，他就可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