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日本熊本縣，父親叫武藤秋一，他是二戰期間日本第六師團的一名士兵，他的從軍日記現存放於韓國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
從高中開始，我漸漸對父親的從軍經歷充滿疑問，也愈發清醒地意識到那場戰爭的實質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場無論在誰看來都是侵略的戰爭。
“我想知道戰爭的真相，也有責任知道歷史的事實。”通過與父親的書信來往，我向他傳達了自己的決心。通過長時間交流，父親向我敞開心扉，從他作爲農民的兒子，到被徵兵，成爲“天皇陛下的百姓”……
20世紀90年代，父親將他珍藏多年的從軍日記交給我，還有1938年到1946年父親收到的300餘封書信。
日軍在佔領南京後發動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日本士兵大肆強姦當地婦女，引起國際輿論一片譁然和強烈反感。日軍當局害怕性病在軍中蔓延，開始大規模設立慰安所，慰安婦召集活動迅速展開。1938年初，第一個日軍慰安所在上海建成。
我從日記中看到這樣的描述——
“1938年2月21日，今天是愉快的外出日。我和石川兩人先征伐了‘朝鮮’，來自慶尚南道的富子，是我第四次光顧了。下一輪征伐了‘中國’，這是第一次。最後我想起了過去的戀人八重，就去竹7號室找了與她相像的智惠子，發生了一點不愉快，就先回來了。”
“1938年3月13日，又是一次愉快的外出。我和大田黑、石川三個人去了慰安所。今天先後征伐了‘日本’、‘中國’和‘朝鮮’。之後我們在一家關東煮店，吃了烏冬喝了點酒，有些醉了。”
……
在父親的日記中，還有中國慰安婦被強徵的記述。例如，日本軍隊通過人販子強搶、綁架婦女等。
讀着日記，我漸漸發現父親心境的變化。“9月2日，我們去搜捕中國便衣軍人……池田少尉執刀刺了人，我們隊伍中的每一個人都刺了一刀。”這是他第一次殺人。之後一週，他的心情難以平復，食不下咽，日記也因此暫停。在那之後，當父親第二次搜捕中國便衣隊後，他像往常一樣寫下了日記。便衣隊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士兵已無從考證，日本軍隊只是把殺害中國人當作成長爲“完美皇軍士兵”必經的“膽量訓練”。就這樣，我的父親逐漸成爲對殺人習以爲常的“皇軍士兵”。
在與父親的對話中，在父親戰時的日記和信件中，我瞭解到當年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日記將父輩們的侵略行爲給中國和韓國等亞洲人民帶來的傷痛展示給我們，這粉碎了日本右翼對侵略的“辯解”，成爲還原歷史真相的一股力量。雖然父親已逝，但日記和書信是他託付給我的未了責任。
在慰安婦受害者有生之年，日本政府應對其進行公開謝罪並依據法律進行賠償。經歷戰爭的父親這一代人，都有“戰爭不能發生第二次”的堅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