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創立的密摺制度多有意思?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康熙在創立密摺制度時曾這樣高屋建瓴地概括說:“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前朝皆用左右近侍，分行探聽。此輩顛倒是非，妄行稱引，僨事者甚多。”他認爲自己推出的密摺制度是站在總結明代重大教訓的基礎之上得出來的，並且“惟朕能行之”。
康熙對密摺制度賦予的第一重要屬性就是絕對高度機密，目前可知的康熙最早的密摺內容是內務府包衣李煦給康熙上的一份密摺，其實內容無非都是一年中的雨水和收成或者物價等瑣事，完全與祕密無關，但是在康熙看來，不管彙報什麼輕重的內容，只要是不經過通政司等衙門直接遞交給他的都是絕密，因此他囑咐李煦:“凡有奏貼，萬不可與人知道。”《李煦奏摺》
此時康熙的這種君臣互動多用於身邊心腹並派駐江南織造等地，除了彙報日常外，還擔負起收集一些關鍵信息的任務。康熙曾叫李煦將江南的一些傳言掃聽清楚，他說:“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閒言，無中作有，議論大小事，朕五可以託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聞纔好。”此後康熙晚年又擴大密奏人員，這些人包括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副都統、侍郎、學士等官員。康熙並規範其中大體格式與內容“一體於請安折內，將應奏之事，各罄所見，開列陳奏。”《清聖祖實錄》
康熙之所以放開密摺制度，他親自做出瞭解釋，認爲江南出現動盪，信息不靈，有時得到的消息真假難辨，“言官類多瞻顧緘默”，“爲君者”若不能“見於幾先”，則“漸使滋蔓，其弊不可勝言矣。”此外康熙認爲自己的密摺制度完全區別於明代的錦衣衛的諜報制度，認爲這樣也不可靠，弄的人人自危，“反至於僨事”。至於宋太祖和朱元璋那樣微服私訪體察民情“易服微行之事”，也不屑爲之。
而密摺制度的推廣會讓“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同時康熙清晰認識到對於密摺制度也存在死角，“令人密奏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爲所欺”，如果不是靠自己“聽政有年，稍有曖昧之處，皆洞悉之。”因此他也頗爲自信地說:“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爾。”認爲這項制度只有他才能推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四兒子胤禛在其身後將此制度推向了最高潮，無論是參與人數和級別和密摺數量均創最高紀錄無人打破，這是下文的重點。
康熙一朝總共纔有一百三十七名官員獲得寫摺子的權力，這在當時是一種極大的榮耀。康熙對於一些官員不能很好的分清奏摺和問安折曾這樣說：“請安摺子不應與此事一處混寫，甚屬不敬。爾之識幾個臭字，不知哪裏去了?”
有的臣下出於殷勤，反覆給康熙遞交奏摺外又送各種地方吃食：“奴才於四月二十八日購到新鮮者，味甘微覺帶酸，其蜜浸與鹽浸者，俱不及本來滋味。切條曬乾者，微存原味，奴才親加檢看，裝貯小瓶，敬呈御覽。”康熙嘗後並不喜歡吃，於是批示給他說說：“乃無用之物，再不必進。”然而沒過多久，東西又送過來了康熙爲此反覆在奏摺中批示別送了，我不吃等等，雖然深知臣下出於孝敬之心，但是循環往復在處理政務之餘，還要對此批示，破費心力，對於開創這項制度的康熙本人對此也無可奈何。
康熙對這項制度除了保有自信外，他對待這項互動其實是相當謹慎，對密奏官員對此叮囑:“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纔好。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此外，對於當時官員文墨之事多仰仗師爺，康熙特意叮囑唯獨這項政務必須官員親力爲之，“凡奏摺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聞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可謂康熙版的“重要事情說四遍”。《曹家史料》雖然幾度要求“小心”，但對於奏摺，康熙往往是批閱後返還本人，因此官員們“皆有朕手書證據在彼處，不在朕所也。”因此也導致了康熙時期本來不多的密摺散佚。
二、雍正爲何特別鍾愛密摺制度?最後被羣臣弄得破口大罵。
前文提到，康熙以爲密摺制度只有自己才能做，沒想到他的兒子將這項事業推向高潮，甚至成了十三年期間重要的治理地方的一件法寶。雍正剛登基就做出一個驚人決定，將此前康熙與地方官密摺都要收繳中樞保存，爲此他下發諭旨說:“所有皇考硃批諭旨，懼着敬謹封固進呈;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後發覺，斷不寬恕，定行從重治罪。”《上諭內閣》
雖然如此警訓，還是出現了官員隱匿私藏的案件，或許是擔心與康熙之間的祕密互動爲新皇帝所知從未被牽連。如蔡珽就因私藏硃批奏摺，犯“大不敬”罪，差點因此被捕。《清史稿》雖然法令嚴峻，仍有遲繳者，甚至到了雍正做了八年皇帝依舊還爲此事發布諭旨“:向來未定呈繳之期，以致各員遲早不一，着通行曉諭，凡接到硃批者，仍舊乘便呈繳。”《清世宗實錄》直到三年後，雍正對此推遲不繳者大發雷霆:“近來檢閱各省奏摺，竟有尚未繳進這，或有遲至一二年繳進者。着通行嚴飭，凡摺奏大員，即將從前奉到硃批，逐一查明封繳，倘再任意稽遲，或至遺漏，一經查出，必加嚴處。”
因此在雍正連續索要康熙密摺，竟然出現了少數懇請雍正能夠讓他們暫留保存。如署理湖廣總督福敏這樣請求雍正:“再，臣奉到御批奏摺，應即恭繳。因臣戀主心切，請暫存臣署，俾得時時跪誦，如覲天顏，容臣回京之日親繳。”
雖然嚴控康熙密摺自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雍正對這項制度不僅沒收緊，相反全面放開，是子承父業的一大典型。康熙去世的十六天後，雍正就下旨:“內而大臣以及閒曹，外而都撫以及州縣”
，有適當人選，便“具折密奏。”甚至規定各部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無事可言，折內亦必聲明。”後世多將雍正治天下形容爲“結網的蜘蛛”不無生動，各級官員在制度性的密摺制度推動下，形成了有效的良性互動，在當時的情況下大大提高了辦事效率。對比來看，康熙一朝，能夠與之互動的密摺折大約百餘人，但雍正朝十三年中，卻有一千一百餘名之多。雖然數量之多，參與人數之廣，但雍正對於密摺的“密”字始終保留最大底線，被指定轉呈密摺的心腹大臣如早期的隆科多，和後來的張廷玉無不是“亦不敢令聞知一字”。雍正均是親自閱覽，不叫旁人幫忙。他說:“各省文武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不但宮中無檔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
可見密摺制度在雍正心裏的重要性。此外，這項制度逐步完善，雍正甚至親自不厭其煩教導他們如何規範書寫奏摺，其中細化到如何用紙和奏摺的書寫內容和數量。
當時的奏摺都是地方大員專門派家人或屬員赴京，直接送到宮門，所以這項工作的成本拋費是巨大的。那麼一個官員，一年究竟給皇帝奏報幾次和適合?雍正曾經給寧夏官員的硃批給出了明確答案：“遇到應該承報的事情，就是一個月內上奏幾次也是應該的;如果沒有什麼可奏報的，哪怕幾年沒有摺子送來，朕也不會怪罪。”
雍正二年(1724)年的二月，雲南總兵在摺子裏說，日前在京城陛見時奉旨，恩准每年用密摺奏報兩次，現覲派人送摺子一次。雍正在回覆中頗爲不耐煩地說：“並沒有限定你每年一定兩次，有要奏報的事，怎可拘於兩次而不報;平安無事，何必非要湊夠兩次做什麼?”
面對大量官員討好無事發來的奏摺，雍正頗爲無奈，如在給南天培的奏摺中說：“嗣後酌量必應奏者具奏，不可無事頻來。”“路途遙遠，既無緊要應奏事件，何必徒勞往返爲塞責之舉!”
除此之外，對於臣下如何送摺子，雍正也是煞費苦心。當時主管漕運事務的總督張大請求希望朝廷准許他動用驛站馬匹奏報漕運事務。雍正回他說 ：“若有要緊奏摺，可乘驛馬送來;一般尋常的奏報，像某船經過某閘之類，不但不應當騎驛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
然而這項制度的全面鋪開後，雍正算是捅了臣下的馬蜂窩，地方大量官員沒事找事，頻繁給雍正上奏，以此諂媚討好獻殷勤，趕上雍正心情好，倒也很是受用。比如護軍統領永福於三月二十五日奏報他祈禱雍正康復的事情說：“先聞聖躬欠安，奴才哭泣祈禱於天，將聖主患此瘧疾，我願己身加二倍病之，亦祈禱聖躬萬安。”不難看出雍正被其話語感動，卻故意嗔怪說：
“永福胡奏之語，不成體統。胡說之極，果應其言，亦奇事也。”
收到貴州布政使傳遞的奏摺後，雍正一看全是芝麻穀子糠，於是回覆他說：路途這樣遠，若沒有什麼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勞往返了，如果把不時呈報奏摺，作爲“挾制上司，恐嚇屬員之舉，尤其不可”，這不過是“倚杖小才技，弄聰明，非長策也。”然而雍正當時“微博”式的奏摺互動，還是不時遇到“扯閒篇的”。直隸官員因爲下雨趕忙給雍正彙報，雍正批示：“下點下雨，絮絮叨叨”。 江西布政使李蘭在無關緊要的事情後面寫道“皇上洪福”，雍正硃批道：“朕深厭此種虛文。”
雍正政務極其繁忙，有時脾氣急躁再所難免，這個時候收到的臣下許多拍馬屁的奏摺，往往拍到了“馬蹄子”上。雍正三年的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給雍正一下送來三件摺子，雍正一看，所奏的事情早就上報各部了，於是非常生氣地質問他說：“已經報到部裏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廣東省內沒事可報而又非找事上奏纔好，這麼遠的路途，專門派人送來這等無用奏摺，不知你用心何在!”然而雍正的不斷申飭下，還是未能阻止大量“垃圾奏摺”，的涌入，這項工作被臣子們注入了大量的“套路”，沒事就遞摺子，說廢話，跟雍正獻殷勤，扯閒篇，讓雍正氣憤又非常無奈。
有時候雍正一口氣噴出來的回覆頗有氣勢，甚至對仗工整，間不容髮“喜也憑你，笑也任你，氣也隨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惱也從你，朕從來不會心口相異。”總之其父康熙開創的奏摺制度讓雍正不僅“發揚光大”，同時也注入了雍正的大量個人色彩，在那個森嚴壁壘的紅牆之下，傳遞出宮廷政治生動鮮活少有的“說人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