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兩種關於這次饑荒的錯誤的解釋被廣泛接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宣稱，饑荒是因爲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爲了出口而故意從烏克蘭農民手中扣下了糧食;另一種說法是爲了鎮壓烏克蘭獨立運動，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故意使烏克蘭人民捱餓;或者兩種原因兼有之。這種斷言的動機很複雜，因爲沒有證據能證明他們的說法成立。
這就是所謂“烏克蘭人爲大饑荒”(Holodomor)的神話。作爲對猶太大屠殺的有意模仿，這一神話最早源於離散於各國的烏克蘭人，這深受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和黨衛軍第14“加利西亞”志願兵師退伍兵以及烏克蘭反抗軍(OUN-UPA)的影響並在其中廣爲流傳。上述力量曾站在納粹一方戰鬥，並在紅軍挺進烏克蘭時隨德國部隊西逃。事實上，納粹形塑了早期的“人爲饑荒”神話，並把造成“烏克蘭大饑荒”的罪名扣在猶太人頭上。
當1991年烏克蘭獨立後，這些力量再次涌入這個國家，並且對歷史-意識形態方面的種種問題施加決定性的影響。他們提高烏克蘭反抗軍的歷史地位，要求將這些曾經屠殺了大量猶太人、波蘭人、蘇聯公民的罪犯當做“爲爭取獨立而戰鬥的英雄”。(這裏的假設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某種方式可以成爲大屠殺的藉口。)
所謂“烏克蘭人爲大饑荒”(Holodomor)的神話絕對沒有任何證據支撐。毋寧說，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出於政治動機而編造的東西。但這種說法已經被烏克蘭國家官方所接受，現在已經被強行灌入烏克蘭學校的教學活動中，併爲烏克蘭學者所推廣。因爲完全沒有證據支撐，所以“烏克蘭人爲大饑荒”(Holodomor)乾脆就被簡單地當作“理所當然”來處理。這個話題已經成了一個非正式的“討論禁區”，在烏克蘭國內，禁止在公共場所進行任何和這種觀點相左的討論。(在烏克蘭在各國的移民社區中，情況同樣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的領導人尤先科擔任總統時，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過一項法律，以刑事懲罰威脅那些敢在公共場所對這個觀點提出質疑的任何人。
一個更加“主流”但仍然還是政治化解釋的說法是：大饑荒應該歸咎於農業集體化和國家過渡的糧食徵集，正是後者導致了災難，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終的饑荒和餓死人的悲劇。這是俄國官方的說法。這種說法和以上諸種說法同樣缺乏實證來源。
環境因素導致了饑荒
1932-1933年饑荒的主要原因應該是環境問題造成的糧食歉收。這些環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區的乾旱，另一些地區罕見的大暴雨;農作物感染了嚴重的黑穗病和鏽病;各種害蟲疫病，包括亞洲蝗蟲、甜菜象蟲、草原蛾、毛毛蟲等;還有嚴重的鼠患。糧食歉收十分嚴重，整個蘇聯的糧食可供應量明顯少於整體人口的糧食需求量。
以上這些現象是人類活動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到處蔓延的嚴重的雜草問題，是由於本該從事除草工作的勞動力短缺造成的。因爲農村人口大量遷徙，留下的農民多是老弱病殘，自然會造成勞動力短缺。許多耕地閒置或者產量不高，則是因爲大量農村人口遷入城鎮以及剩餘農民因饑荒而變得衰弱不堪或瀕臨死亡這兩方面原因所致。
馬是犁地播種及其他農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牽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饑荒中餓極了的讓農民吃掉了馬的主糧——燕麥，導致很多馬匹要麼餓死，要麼嚴重羸弱。雖然蘇聯政府進口了一些拖拉機和其他機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馬匹缺乏導致的動力短缺，但並不足以完全克服這個問題。
許多土地已經連續多年耕種糧食，這導致土壤枯竭，肥力嚴重下降。農莊和農業部門很難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農耕區，農地關係十分緊張。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勞動力的條件下終於迎來了糧食的豐收，這次饑荒終於結束了。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勞動力也是充足的。所以這些年糧食的減產主要應歸結爲上述的環境因素。
蘇聯領導層沒有充分理解環境因素的重要性。無論是他們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員、OGPU(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是當地的黨的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此，他們將饑荒原因歸咎於諸如管理混亂、決策層失誤甚至擴大到農民反抗、富農怠工消極破壞等人爲因素。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重要的環境因素沒有被理解，人們反而相信那些認爲糧食本應該豐收的報告。如此一來，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自然就成了饑荒是由下列各種嚴重的怠工反抗活動所致，包括：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明目張膽的破壞;農民藏匿糧食;農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價而沽;農民因不情願而在農田裏消極怠工;黨、集體農莊和其他機構的共謀等等。
不過蘇維埃政府極大地減少了穀物的出口，並開始運送糧食和種子到烏克蘭及其他受災地區。
陶格引用的證據表明不少農民雖然不喜歡集體農莊，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參與農莊的工作，還有許多農民“始終都很積極地在農場工作……(他們)支持這個集體化的系統。”(陶格 2004, 85)
因此，整體而言，農民實際上接受了集體化。
糧食出口問題
像沙皇政府一樣，蘇聯政府也出口糧食。但在1932-33年間，蘇聯政府面臨着這樣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減——正如它們曾經被削減的那樣——食物也不足以養活全部人口。
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擴展，1932-33年銳減的糧食出口，對種子的需求，和近幾年來在蘇聯內部出現的混亂，這一切都說明即使是從根本上禁止糧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飢荒的發生。這一情況讓我們難以接受那些認爲是1932年的糧食收購和刻意的種族滅絕行爲導致了大饑荒的觀點。1932年的歉收纔是使大饑荒不可避免地發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體和個體農民的糧食徵遞，也就是採購配額，被好幾次大幅度地削減，以保證他們度過糧食緊缺的時期。一部分已經收購的糧食又被歸還到了農村。而正是這些經常被執行得很嚴厲的糧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論”的信徒所強調並理解爲蘇聯對農民的漠不關心甚至是故意懲罰和殺害的證據。
此外，蘇聯政權還要用這種徵購手段去養活生活在城市和工業地區的四千萬人，他們也正在捱餓，這是1932年的收成顯得不足的另一項證據。在1932年5月，蘇聯政府將私人的穀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間只有很少的糧食是通過這種途徑賣出的。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當不足。
大約10%的烏克蘭人因爲饑荒或與之相關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來，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出身的軍人或是農業工人。活着的農民必須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辛苦耕種，直到創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們在繼續勞作時獲得了蘇聯政府的明顯的救助。否則一個因死亡而數量減少，受到飢餓的削弱，擁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絕對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獲得豐收並終結饑荒的。這是另一個說明1932年的收成極爲微薄的證據。
蘇聯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開始，它包含了500萬噸用於緩解饑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給烏克蘭的，而對拖拉機等機械的分配被特別地傾向於烏克蘭，“一個由設置於機器-拖拉機站的幾千個政治部所組成的網絡對1933年的豐收起到了巨大的貢獻”(陶格1991，72-74)。此外還有其他措施，包括爲着播種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管理着工作，給農民分發種子和食物援助物資。
總之，饑荒是由自然因素引發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幫助農民獲得了更大的收成，從而終結了饑荒。
這與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的論調是針鋒相對的。那些所謂“Holodomor”，或者所謂“故意的饑荒”和“人爲的饑荒”的解釋不簡單是在很多重要之處出現了錯誤。這種論調的支持者通過省略一些會破壞他們的解釋的證據來歪曲歷史。這不是歷史，更是僞裝成歷史的政治宣傳，我把這些稱爲“有腳註的宣傳鼓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