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它的軍事領導體制是在統一前秦國軍事制度的基礎上，結合統一後的新情況修改制定而形成的。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秦代軍事領導體制的基本特點同秦王朝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權相一致，將一切軍事大權，諸如軍隊調動、作戰指揮、部隊管理、國防建設等等，都高度集中在皇帝個人的手中。
兵權高度集中
秦代徵調軍隊的大權完全操在皇帝的手中，其他任何一級政府、官員或將領都無權擅自徵調軍隊，凡是徵發軍隊或調動軍隊， 必須執行璽、符、節三位一體的嚴格制度。徵調文書必須蓋有御璽作爲依據，否則無效。符是專門用於發兵的憑證，徵調文書上雖然蓋有御璽，但使者若無虎符作驗證，命令仍然無效。節爲通行憑證，被徵調的部隊必須持節才能通過各處關隘要道，否則不得放行。
這一制度中起關鍵作用的是虎符。
虎符開始流行於戰國，用銅製做，呈臥虎形，背有銘文， 分爲兩半，右半由國君保存，左半發給地方軍政長官或統兵之將， 徵調某處軍隊時必須有國君的右半符來合驗。現在存世的秦虎符 有陽陵虎符、秦甲兵虎符及秦王命虎符等。
其中既有統一前之虎符，也有統一後之虎符。不論統一前或統一後， 秦的大軍唯有國王或皇帝才能調動，其他任何人都無權支配。這 是確保中央集權——皇帝個人專權的關鍵，對於維護秦朝的統一具有重大的意義。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關於長信侯燧毒作亂的記載，就很能說明問題。領導這一叛亂的是嫁毫，並有太后作後盾。
他們長期以來就掌握秦國的大權。他們事先僞造了秦王政的御璽，並握有太后璽，準備以此“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嶄年宮爲亂氣而當時年僅22歲的秦王政正在雍的嶄年宮舉行加冕典禮， 尚未正式親政;他聽說燧嘉作亂後，即派人發兵攻毒，戰於咸陽城中，僅“斬首數百”人即順利平滅了叛亂。
這一過程說明，儘管太后和燧毒的權力極大，又假造了御璽，但手中沒有虎符，結 果還是發兵未成，僅有少數親信隨其參戰;而秦王政既有街璽又有虎符，雖身在外地，卻能順利地發兵平叛。從秦二世時趙高發動政變的經過，也可看出大致類似的情形。趙高專權，指鹿爲馬， 說一不二，但他卻難以調動軍隊。
政變前他首先策反了其弟郎中令趙成，這是極爲重要的，因爲郎中令負責指揮宮內皇帝身邊的警衛——郎衛，有趙成作內應，即使不能使郎衛人人叛變，但也可使郎衛失去統一指揮和戰鬥能力。然後趙高又策反了其女婿咸陽令閆樂，令閆樂以“詐爲有大賊”作藉口，“召吏發卒”，率千餘人至望夷宮，繳了守衛宮門的衛士、衛令、僕射的械，並殺了衛令，遂在趙成的配合下，得以進入宮中， 逼迫秦二世自殺。
無論趙高或閆樂， 皆無皇帝的虎符，沒有發兵之權。但虎符銘文中有規定，有“燔 燧事”等緊急情況例外，只有詐稱有“大賊”，作爲咸陽令的閆樂， 才能臨時召集起千餘人的隊伍。所以，我們從虎符銘文、嫁毒作亂和趙高政變等事實中，可以判定，秦代除皇帝之外，任何權臣都無徵調軍隊之權，這個權力僅僅屬於皇帝。
臨陣任將
有關戰爭問題，戰略決策權屬於皇帝，戰場指揮權屬於將軍。 這一制度在史料中幾乎沒有什麼明文規定，但秦代的戰爭史證明 無不如此。例如，在秦滅六國的統一戰爭中，不僅對六國作戰的 總體戰略由秦王政做岀決定，對其中每一國的戰略決策也是由秦王政做出決定。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如李斯、尉繚、王翦等等，他們可以提出各自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但絕無干預軍事行動之權，戰爭和戰略的決策只能由國君做出決定。
對統兵將領的任命也是這樣，由國君臨時做出選擇和任命，如滅韓的指揮者是內史騰，滅趙的指揮者是王翦，滅魏的指揮者是王賁，等等，都是秦王政臨時指派的。王翦在完成對燕作戰的基本任務後，已經退休在家，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官職，但滅楚時秦王政又委以重任，讓他統率60萬大軍去作戰。
再如秦末鎮壓農民起義軍的秦將章邯，他本是政府中九卿之一的少府，與軍隊無關，但被秦二世任命爲統兵將領後，擔任秦軍統帥達3年之久，直至最後戰敗投降，秦朝滅亡。 將軍一旦接受統軍作戰的任務，便擁有戰場指揮的全權。怎樣部署，採取什麼樣的作戰方法，包括具有戰略性的戰役行動，如大規模的攻、守、進、退等等，一切都由主將獨立自主地做出決定。
將軍只向皇帝負責保證作戰的勝利，否則受軍法的懲處：怎樣取得勝利則由將領獨斷指揮，臨敵制宜。例如王翦滅楚，率軍達60萬之衆，幾乎整個秦國都委於一人，事關戰爭的全局和國家的命運，而王翦釆取的先進攻、後防御、再追擊等一系列重大行動，既非事先與秦王政協商議定，亦非臨時向秦王政報告請示。
徵得同意或批准，秦王政也不從中掣肘，遙控干涉，而是聽憑王翦臨機制敵，從而保證了滅楚作戰的勝利。再比如章邯，長期任將在外，打了一些勝仗，也打了不少敗仗，秦二世和趙高對他並不滿意，但也沒有發生干預章邯軍事行動的事件。當然，這並不 是說皇帝無權干預將軍，皇帝一旦發現任將不當，隨時可以撤換將軍，如策楚作戰時，就曾撤換李信，改任王翦，但皇帝不任意干預將軍的指揮行動，這幾乎是定製。
將軍獨立自主的作戰指揮權，僅僅限於作戰期間，作戰任務一結束，便立即交出兵權，脫離部隊。至於將軍以下的各級指揮官，他們也當然都有各自相應的指揮權，但他們的獨立性較小，必須在行動上絕對接受主將的指揮和節制。如果客觀上需要有幾個不同方向的獨立作戰時，則 由皇帝分別任命不同的將軍來指揮，在滅趙作戰過程中就曾多次如此。
除作戰指揮外，其他如執行屯衛、戍邊任務的部隊，其指揮體系也是如此。這一制度是戰國時代逐步形成的。春秋以前，戰爭規模較小，作戰時間較短，戰爭、戰役、戰鬥往往不甚區分;朝廷高官也往往是出將入相，文武不分，沒有常設的專職將軍，打仗時多由國君親自統帥軍隊。
戰國以後則不同，戰爭規模擴大，時間較長，戰場指揮越來越複雜，戰爭、戰役、戰鬥已有所區分，戰略指導和戰場指揮已有明顯的分工。專職將軍已經出現，國君很少再親自率兵打仗，但又深恐兵權旁落，因而逐漸形成了臨戰命將制。
結語
這樣做是符合當時歷史條件的。在冷兵器時代，大部隊集團作戰，指揮、交通、通信手段都簡單落後，皇帝委任將軍負責 戰場指揮，既有利於維護皇帝對戰爭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也有 利於將軍在戰場上臨機決策，靈活指揮，因敵制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