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的好，一朝天子一朝臣。今天小編給大家整理了相關內容，不知能否幫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識?
趙匡胤建立北宋之後，爲了扭轉唐末以來“武勝文弱”的局面，於是便採取了以文治國的國策，並傳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故而整個北宋的政治一直比較開明，大臣和文官也敢於發表意見，甚至常常令皇帝陷入尷尬的境地。可如果放到言論管控嚴格的清朝，這些文人可就糟殃了，動輒便是殺頭的罪過。例如，蘇軾的烏臺詩案和歐陽修的《朋黨論》放在清朝便是必死的局面。
烏臺詩案如果發生在清朝，便足以團滅蘇軾、司馬光、王詵等人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因上書談論新法弊端觸怒王安石，故而遭到於是謝景的彈劾，蘇軾只得請求出京任職，被任命爲杭州通判，此後又先後被調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和湖州知州。
按照慣例，官員在調任之後，不論升降都要上謝表，於是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在調任湖州知州後，便給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謝表》，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封普通的文書，竟給自己惹來大禍。
身爲詩人的蘇軾，在北宋那個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在被迫出京爲官的情形下，這封《湖州謝表》中便發了些牢騷，例如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來只是發些小牢騷，結果卻被朝中的新黨加以利用，說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乃是公然諷刺朝廷，是對皇帝的不忠，於是一頂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蘇軾頭上。
烏臺詩案，蘇軾鋃鐺入獄
爲此還嫌不夠，新黨又對蘇軾往日詩作進行潛心研究，從中挑出大量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番牽強附會之下，朝中便形成了一片倒蘇之聲。宋神宗大怒之下，命御史臺嚴加審查。
元豐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臺上報蘇軾詩案審理情況，不僅蘇軾暗諷朝廷之事被坐實，就連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收藏蘇軾詩詞的大臣名士也被牽連其中。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而神宗則由於祖訓而舉棋不定。
後來，在諸多大臣和王安石的求情之下，蘇軾這才得以免死，但卻被貶謫爲“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且無權簽署公文。而駙馬王詵則因與蘇軾交往過密被削除一切官職，王鞏則被髮配西南，蘇轍也被牽連，被貶爲筠州酒監。張平方、司馬光、範鎮等人則各被罰紅銅二十斤或三十斤。
在對文人相對寬容的宋朝尚且如此，如果“烏臺詩案”發生在大興文字獄的清朝，那結果簡直不堪設想，蘇軾本人那定然是必死無疑，就連王詵、王鞏、蘇轍恐怕也難以倖免，至於司馬光等人就算不死，恐怕也得脫層皮。
《朋黨論》如果出現在清朝，歐陽修也是必死無疑
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這便是著名的《朋黨論》，目的便是爲了駁斥保守派的攻擊，他認爲志同道合的君子結成一個團體，乃是天經地義之事，甚至列舉了上古堯、舜時期的例子，證明君子結爲朋黨不僅無害，且可以萬衆一心的治理國家。
歐陽修之所以會寫《朋黨論》，乃是對保守派攻擊自己“結黨營私”的一種反駁。要知道，歷朝歷代皇帝對朋黨之害都是深惡痛絕的，朝臣對於“結黨營私”這種罪名更是避之不及。恐怕也只有在政治較爲開明的宋朝，歐陽修纔敢公然替朋黨正名，而且仁宗在閱讀完歐陽修所言之後，竟然還頗有感悟，認爲其說的有些道理。
可是如果歐陽修的《朋黨論》出現在清朝呢?雍正皇帝便曾讀過《朋黨論》，對於歐陽修的說法他則是嗤之以鼻，甚至還寫了一篇《御製朋黨論》來反駁歐陽修，他認爲：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做臣子的，“義當惟知有君”，思想上必須與皇上保持一致，如果“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
而根據《雍正朝起居注》中的記載，雍正在讀過《朋黨論》之後，說了一句“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邪說，……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可見，歐陽修的《朋黨論》如果出現在清朝，那定然是必死無疑。
宋朝對於“士大夫”的確很是寬容，只要不是事涉謀反之罪，最多也不過流放而已，再加上宋朝的大赦極多，大臣們頂多是換個地方生活些日子，並無多大損傷，因此大臣們纔敢於仗義執言。然而在言論管控極爲嚴格，文字獄大興的清朝，下場無疑將會極爲悽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