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期，統治者在適應和改造中原傳統文化的雙向互動中，實施了三長制與均田制兩種制度，對社會尤其是下層階級進行了重新整個。這兩種制度作爲硬性控制手段，爲北魏政權的穩固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儘管豪強對依附客橫徵暴斂比國家的賦稅高出幾倍，之所以大量人口依 附他們只是因爲豪強能夠給依附者提供土地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因此要想把人口 從豪強地主的手中解放出來就得從經濟方面入手，利用國家的力量把無主的土 地分給他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由此均田制也就應運而生。
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政權對基層社會的人口控制考慮到了政治、經濟兩方面，把三長制納入國家體制用政 治制度打擊地方豪強給予小農獨立地位上保障，進而用均田制這種經濟制度消除了 豪強地主在基層社會的經濟霸權，國家制度的優越性使得那些豪族的依附者紛紛變 爲國家的編戶齊民。
以上是對兩種制度在重塑一個以小農爲主體的下層社會這個根本改造中的聯動 機制進行的解釋。可以說二者聯動爲北魏乃至北朝社會的繁榮強盛奠定了基礎，單 從當時的戶口數就可以看出制度的效益。
北魏政權對於基層社會控制是十分重視的，因爲其認識到了國家的強盛之源就 在於基層社會。這種社會控制手段——三長與均田制度爲後來政權繼承，爲第二帝 國的開啓奠定了基礎，並與唐宋變革深有關聯。如何對這種事物進行定位涉及到方 方面面，包括對這種制度的先進性、是否順乎歷史發展、對後來的影響等。
三長制是對以往鄉里制的的復歸，是鄉里制度在北朝的新形式。作爲三長制的 行政負責人的三長因爲他們大多是有豪強背景，多爲鄉里“強人”因而三長制設計 之初就帶有了調和國家與地方豪強矛盾的性質，這也爲北魏之後三長制的崩潰 埋下了隱患。
在前文中已經提到隨着秦漢已降帶來的持久的社會動盪，聚落這一人 類生存生活的場所也發生着變化，基層聚落的自然屬性逐漸增長髮展，與具有完全 行政性質的鄉里制度慢慢貌合神離進而分道揚鑣，基層聚落更爲獨立更爲完整，逐 漸獲得了行政屬性。
南北朝時期基層村落以村爲主要表現形式大量定型發展，並逐 漸獲得上層認可取得行政屬性，其中以南朝社會爲最顯著，而北朝社會由於三長制 的實施打斷了村落行政化的進程，在此可以說是對鄉里制度的重回，是基層聚落自然發展的中斷。歷史發展正是這樣難以捉摸與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
或許是新興的 少數民族政權，他們勇敢、率直、原始、樸素、簡單，他們衷心喜愛着迷漢族文化 傳統並願意把自己改造爲中原文化的正統和接班人，或許是久經戰亂的北方大地亟 需一次能量的重新整合重新連接，總之三長制就這樣出現了，也或許正是三長制阻 斷了基層自然聚落的行政化趨勢，才使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北魏加強了對基 層社會的控制，纔有了北魏的強盛乃至於北朝對於南朝的優勢。
這種重回與退卻卻不一定是歷史的倒退，正是三長制的出現與實施才爲均田制 這一史無前例的土地資源分配整合打下了基層行政的制度基礎。
唐朝村聚落的制度化是基層聚落自然發展的延續，是自然村落行政化的必然結 果。自此基層社會發生了有別於以往的新變化，鄉里已經不是基層行政管理的主要 載體，村成爲基層管理組織的實體。
北朝時代伴隨着隋唐的統一而終結，然而歷史趨勢和潮流是不變的，三長制的 實施在一定間內阻斷了基層聚落髮展的勢頭並回到了鄉里制的老路上去，但隨着 北朝的終結、隋唐的統一，基層社會組織的發展終於回到正軌，北朝的三長制遭到 摒棄而南朝的鄉村行政化趨勢得到了延續併成爲主流。
在這一過程中，隋末社會的 戰亂不安無疑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魏晉時期的動亂給予了基層聚落共同體的情感 基礎，隋末動亂又加強了這一感情培養。隋朝時實施的基層管理制度還是鄉里制的 老路，也曾有過“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的舉措。m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這與 均田制長時間段內的實施是分不開的。
隨着基層小農階層的崛起，以戶口管理的形 式作爲基層行政管理的模式已經不適應社會、歷史的發展，唐朝時的這一變革也就 不足爲怪了。
社會動亂這一誘因之外，均田制所帶來的基層社會的變化纔是聚落制度化的根 源。小農階層的崛起意味着他們的獨立性與以往相比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唐代小農 經濟獨立生產、獨立生活的能力日益增強，這爲散村聚落的普遍化奠定了基礎。”
總結起來說，北朝的三長制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他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歷 史發展的主線打斷了基層聚落組織的發展趨勢，但這也爲均田制的實施提供了行政 上的保障。而均田制的實施反過來又爲基層聚落的發展聚集能量，經過北朝、隋朝 的蓄積，終於在唐朝重回正途。
均田與三長，作爲社會控制的兩種制度手段其對歷史的影響無疑深遠的。專制政治體制下，土地資源的配置和基層社會的管理控 制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但每個政權所做的努力都在無形中爲以後的發展道路 指明瞭方向。
北朝的分化及其兩種命運
北魏後期北方社會重新分裂爲兩個政權，但這兩個政權卻有着相同的政治歷史 背景，可以說二者近乎是在同一平臺下各自發展的，他們有着相同的制度基礎、相 同的法律基礎，甚至是相同的矛盾等，這也爲東西的比較提供了可行性。
此外 東西政權的嬗變並沒有打斷各自政權的連續性，這也是東西對比得以實現的關鍵一 點，亦即北周取代西魏、北齊取代東魏都是政權內部的權力變換，他們與之前的政 權在發展思路上是一致的，這也就肯定了把這次比較的時間段限制在北魏之後的北 朝這一比較完整的時期之內的合理性。
左右政權間強大與否、勝負關係的因素有很多，但本人認爲基層社會是國家力 量的源泉，是政權的最根本所在，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之間的差異最終導致了它們的 不同命運。
作爲未來的一統基礎的西魏北周政權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在於它適應 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延續了北魏政權所留下的寶貴物質尤其精神財富，這一財富歸 結起來就是北魏所留下來的政治經驗亦即上文提到的黃仁宇先生所道明的對下層社 會的深刻關注和對下層結構的建構以及由此帶來的在數字上明確的管理控制經驗。
西魏政權似乎有着天然的優勢，地理位置是西部政權所繼承的物質財富中最爲優秀 的，關隴地區一直是農業發展最爲樸實最爲穩定的地區，關中地區承載了無數次的 政權崛起，從戰國時代的秦國到秦漢之際的劉邦政權無不是以關中作爲其根據地而 發展起來，而其根基在於關中地區利於農業生產的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相對樸素 的人文環境。
西魏北周政權亦是如此，它無保留地把對基層社會控制的落實到發展 關隴地區的農業生產上，社會控制的各個層面都是爲此而服務的。作爲戰亂中的政 權，西魏北周的控制手段近乎堅決和強權，大部分以法律化的形式推行，社會管理 控制力度強勁 。
北朝時代的三長制與均田制正是在以上這種大環境下漸成熟的。這兩種制度 是在胡漢融合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這個不經意的邂逅爲中國歷史的發展醞釀 出了最爲強勁動力，二者的成熟與穩固開啓了隋唐盛世，二者的崩潰也是中國社會 由古代向近代轉折的先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