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有這麼一段時期，宦官變得異常的“安靜”，他們不再專權朝野，反而謙恭謹慎，如宦官李芳，《明史》評價他“以能持正”;又如救了海瑞一命的黃錦，權勢雖大，“不敢大肆”。
這個時期，正是世宗皇帝所在的嘉靖朝。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多年以後，顧炎武在回顧明代政治得失時，曾引用崇禎朝內閣大學士蔣德璟的話說：
(我大明)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宦官)，獨斷於先，我皇上剪除逆璫，媲美於後……
而後來張廷玉等人修的《明史》，也認爲嘉靖朝宦禍較少，《明史》載：
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世宗朝少殺雲。
《明史》的這段記錄可算是官方對嘉靖朝宦官狀況的總概括，所謂“正德時宦侍之禍”，就是明武宗時期，以宦官劉瑾爲首的閹黨之亂。劉瑾官拜司禮監掌印太監後，“權擅天下，威福任情”，“軍國大柄，盡歸其手”，被時人戲稱爲“立皇帝”。《明史·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記載：
“武宗即位，(劉瑾)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並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
他的行爲激化了文臣與宦官之間的矛盾，正德五年，安化王叛亂後，都御史楊一清聯合宦官張永，利用獻俘的機會嚮明武宗揭發劉瑾“十七大罪”，在李東陽等大臣的施壓下，武宗忍無可忍，最終決定捉拿劉瑾，抄家，凌遲處死。
當正德皇帝突然去世時，內閣的權力並非一朝飛昇，宦官的權力也非一夜傾覆。事實上，當時楊廷和等大臣還要對宦官領袖們忍氣吞聲。在回憶商議迎取新君人選的情景時，楊廷和寫道：
“予遂言內閣遣官蔣(冕)，魏(彬)雲：“谷哥(指谷大用)你去。”又云：“韋家(指韋霦)你也去，駙馬命崔元。”予言：“見任大臣中武臣須皇親定國公徐光祚，文臣須禮部毛澄。”尚書諸公皆應曰：“諾。”谷(大用)之遣，予不欲，危疑之時，恐拂其意，遂不敢更。”
然而，正德年間的權宦禍端激起的滔天怨氣，新君和文臣都不可能放之任之，嚴懲正德權宦，成爲世宗立下威嚴的第一步。他採納了御史王鈞等人的建議，把“八虎”之一的張忠發配孝陵衛充軍;而谷大用、丘聚等降爲奉御，居南京，召守康陵。至於像魏彬這樣執掌神樞營的寵宦，世宗沒有立刻罷黜他，而是“詔改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等到一批文官發難，彈劾魏彬附和劉瑾，世宗才順水推舟，命令魏彬賦閒在家。除此之外，張銳、張雄、於經、孫和、趙林、馬英、劉養、佛保等宦官，也都受到牽連，要麼被髮往都察院審訊，要麼被革職充軍，要麼被解職回家。
世宗清理正德權宦，不僅是籠絡人心之舉，也是爲了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伴隨正德權宦的離開，內廷網絡被重新調整，大批興邸舊部進入了紫禁城的宦官系統。麥福、張佐、黃錦、扶安、溫祥、賴義、秦文、鄭真、張欽、張淮、蕭敬、鮑忠等，都因此受到封賞，成爲嘉靖朝宦官系統的中堅力量。
對於一些投其所好的宦官，世宗也頗爲寵幸。比如宦官高忠，因爲很會修宮室，一路官運亨通。再比如宦官崔文，他知道世宗喜歡道教、方術，就投其所好，提議設齋醮於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禮科給事中張翀上疏勸阻，世宗不聽;第二年又有人彈劾崔文，世宗依然不聽;到第三年，給事中劉最彈劾崔文趁機斂財，崔文上疏辯解，世宗反而決定將劉最貶職。據統計，那段時間，都察院都御史、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聯名彈劾崔文者多達88人，但都無濟於事。
世宗如此包庇崔文，不只是因爲私慾，還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紫禁城裏，大禮議正在進行中，它表面上是禮節之爭，實則是以世宗爲代表的皇權和以楊廷和爲代表的一批官僚集團的對抗。一點點火苗，都容易演變爲立場之爭，這場崔文引起的爭議，同樣引起了世宗的警覺。
這也是爲什麼，當大禮議結束後，崔文很快就被嚴懲。正德權宦歷歷在目，早年的世宗對宦官非常敏感，他在大禮議前保崔文，有政治上的考量，大禮議後，皇權壓制住官僚，世宗不必再看老文官的臉色，也無需忌憚正德權宦，而崔文又不知收斂，世宗就沒有保他的必要了。
無論是世宗本人，還是張驄、楊一清等推動革新的文臣，都不希望宦官成爲國家巨蠹，他們要在制度上做出改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革除鎮守中官。
鎮守中官是皇帝利用宦官加強地方監視和滿足私慾的手段，它首創於明成祖時期。據官員何孟春於正德十六年八月上疏可知：“內臣鎮守自永樂間始，當時止是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明成祖朱棣兵變奪位，“內難初平，恫疑未解”，他急需一批親信監視地方，鞏固自己的統治，比起文官，派遣宦官更讓朱棣放心。
當時的鎮守中官也叫“守備太監”，這個職位起初並非常規設置，後來被推而廣之，不但有各省的鎮守中官，也有戍邊的鎮守中官，前者負責安民和監視地方官員，後者負責“監軍”和“撫夷”。久而久之，鎮守中官職權膨脹。他們私下裏成爲統治者搜刮地方財產的爪牙，陸容《菽園雜記》記載：
“各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
他們也成爲皇帝的“千里眼”，負責給皇帝通報地方實情，甚至有權向皇帝彈劾地方官。所以在景泰元年十月，山東右布政使裴倫請罷鎮守中官，景帝答覆：“往歲各處賊寇生髮，人民流散，因令內官鎮守，得知事情緩急......”
鎮守中官如皇帝之鞭，地方官望而生畏。到正德年間，情況變本加厲，非但鎮守中官數量增多，原本制約他們的程序也被打破，他們“剝削民財，全無顧忌”，有的中官甚至成了地方的“土皇帝”。極大地敗壞了地方政治，更有甚者，還參與了地方叛亂，劣跡斑斑，不勝枚舉。
然而，儘管內閣與宦官積怨久矣，楊廷和等老臣卻不主張裁革鎮守中官，而堅持認爲這是“祖宗成法”，“變亂成法者斬”。反而是以張驄、桂萼爲代表的一批新文臣，奉勸世宗裁革鎮守中官。嘉靖初年，南京大理寺評事林希元、刑科給事中張翀、雲南巡撫歐陽重等人紛紛上疏，力陳鎮守中官的禍害，勸諫世宗不必拘泥於成法，張驄、桂萼等寵臣也用密疏言事，步步堅定世宗的信心。
其實，早在世宗即位兩個月後，朝廷就汰錦衣衛冗校三萬餘人、京衛各廠局旗校十四萬餘人、裁革南京內府各監局官。但這顯然不夠，大禮議勝利後，改革派加速了裁革鎮守中官的步伐，他們不但要求巡撫節制守備太監、嚴懲濫權的鎮守中官。還展開大幅革除工作。到嘉靖八年，楊廷和等舊臣失勢，世宗鞏固自己的權力後，裁革鎮守中官的行動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評論道：
“鎮守內臣之革，在世宗九年十年間，天下稱快。”
除此之外，世宗利用對內府庫局(簡稱“內庫”)的整頓來遏制內廷宦官的貪污。內庫是紫禁城裏的倉庫，除了收藏許多宮中用品外，還是各地贓款的儲藏地，也就是說，從各地查抄的貪污官員的財產，就會被輸入內庫之中。然而，到了正德年間，內庫宦官貪污庫中錢糧的事情時有發生，有一個宦官劉保，“每月一下庫，恣取官物以千百計。”這些掌管內庫的宦官，不但攫取官物，還向下索賄，世宗即位後，就開始了對內庫的整頓，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出現在嘉靖八年，世宗詔令科道官巡視內庫各年的錢糧數額，如果發現貪污現象，立即上報。同時，地方向內庫輸送糧食或物品的人，也要指派科道官監督。
而另一件起到壓制宦官作用的舉措，是世宗將密諭常態化。在張璁等人的建議下，他爲楊一清、張璁、桂蕚、翟鑾各賞賜銀圖二枚，允許他們“密疏來聞”。密諭常態化的初衷是提高行政效率、澄清朝政風氣，密疏並非世宗創舉，明仁宗就曾賜印楊士奇、楊榮等人，“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密疏政治避免了宦官從中弄權。這個措施直接繞開“批紅”，使得宦官難以從中干涉。
值得一提的是，世宗還加強了對宦官莊田的控制。由於過去幾任皇帝的濫賞，許多皇城周圍莊田成了大宦官的私產，他們擁有的土地動輒百千頃，皇帝賞賜了不滿足，他們還縱容手下，侵佔民田、魚肉百姓。世宗即位後，採納楊一清等大臣的建議，沒收大量宦官莊田。
不僅如此，世宗還利用裁革鎮守中官的機會，把清丈出來的中官佔據田畝重新分配，若原爲民田，則歸還原主;若本是官田，則分給貧民。
世宗的一連串舉措重創了宦官羣體，即便是興獻王府出來的宦官也不敢造次。《大明王朝1566》中的黃錦，在正史裏是世宗兒時的玩伴，後來一度做到掌司禮監事兼總督東廠，官大到這個份上，他還是保持“和諧少事”，鮮有濫權行爲。然而，當世宗一去世，龍椅上的主兒變成一個縱容宦官的皇帝，大明的宦官就又有了擡頭的跡象，陳洪、孟衝等輩，“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作鰲山燈，導帝爲長夜飲”，“糜國帑無算”。
翻閱嘉靖一朝的史料，不但很少看到宦官弄權的記錄，反而能找到不少宦官修橋建寺、琴棋書畫的稗類雜談。比如王翱作詩、黃錦重建廣通寺、李朗捐金造藏經殿。
在當時，關於宦官犯言直諫或擁護正直官員的記錄也不少。如嘉靖初擔任司禮監太監的張佐，有一回世宗想打開內庫，“以觀累朝儲積”，問他的看法，張佐跪下來說：“自有歷年冊籍可查，不必萬歲親閱。”世宗於是打消了主意。張佐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他認爲，內庫裏大量的珍奇寶物容易助長人的慾望，恐怕會激起皇帝的斂財之心。(“佐曰：這寶貨易以炫人，不當與爺爺經目，恐啓其聚斂之心也。”)又如嘉靖末南京皇城的守門太監高剛，他仰慕當時的名臣海瑞和林潤，就找人寫了幅對聯道：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樑棟，林潤之澤居多。
嘉靖朝的宦官狀況有兩個重要分界線，第一個是嘉靖七年，這一年《明倫大典》修訖，世宗基本上獲得了大禮議的勝利。也正是從嘉靖七年起，宦官制度的革新有了實質性突破，鎮守中官被裁革，大量宦官莊田被沒收。這時，嘉靖朝的政治最有朝氣，宦官也相對最“安靜”，它是世宗和衆文臣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張驄、桂萼、楊一清、夏言等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也許政見不一，但在宦官問題上立場明確，他們在任時，哪怕是興邸出身的宦官也不敢造次。
然而，當夏言被罷黜，世宗開始怠惰，情況有了變化。這也就是第二個分界線，在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嚴嵩陷害致死。
夏言豪邁強直，擔任內閣首輔期間，格外壓制宦官，與之相對，嚴嵩、嚴世藩爲達目的，則不介意向宦官施受賄賂。所以，當嚴嵩擔任內閣首輔，世宗又安於守成時，朝廷對宦官的約束也就鬆弛了。
此時，由於興邸舊部已樹大根深，世宗又對他們大開“封蔭子侄”的特權之門，一批新的權宦出現。《罪惟錄》說：
“以司禮兼東廠，則嘉靖中麥福始。內臣預實錄，蒙世蔭，則嘉靖中張佐、黃英、戴永始。”
就是指這個現象。
嘉靖中後期，對宦官的封蔭愈發氾濫，可這時，由於“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過往的勸諫紛紛無效，官員們對此心灰意冷，也就不再集體對這些氾濫的封蔭上疏彈劾了。嘉靖初好不容易緩解的內廷冗員問題，過了二三十年，又嚴重起來。
好在嘉靖朝的權宦恪守謹慎，纔沒有釀成禍患。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東廠提督的麥福，世宗給他的評價是“恭勤端慎”，賜給御書：“克盡忠謹，小心匪懈，恭慎如一。”同樣曾擔任司禮監掌印太監的黃錦，雖有過小索小賄，卻也不敢放肆。世宗對身處高位的宦官有三個基本要求，第一，此人最好是興邸舊部;第二，此人須恪守謹慎，不驕不縱;第三，此人文化水平要過關。像張佐、黃錦、鮑忠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夏言被罷黜後，世宗對宦官唯一一次明顯的整頓，是由於庚戌之變。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達率軍進攻大同，大同總兵仇鸞賄賂俺達首領，請求俺達移師他處，沒想到俺達兵鋒一轉，直指北京。世宗大驚，聽從嚴嵩計策，導致京城守軍堅壁不出，縱容俺達在城外燒殺搶掠八日，史稱庚戌之變。這件事情和宦官有什麼關係呢?原來，當時京城守軍十二團營充斥了大量宦官私家，他們的軍事素質並不過關，卻因爲和一些權宦的關係，得以留在十二團營。這些關係戶戰力羸弱，一觸即潰，《明史紀事本末》寫道，當俺達兵臨城下，
“京師震恐，急集諸營兵城守。少壯者已悉出邊堠敗喪，僅餘四五萬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總兵、提督、太監家，不令歸伍。”
庚戌之變是明朝自土木堡之變之後的又一大恥辱，天子盛怒，兵部尚書丁汝夔因此被誅殺，十二團營也隨之被取締，改爲永樂時的三大營舊制。同時，世宗將三千營改爲神樞營，廢除了宦官做營制度，京營事權歸於外臣。
這次整頓一定程度上壓制了宦官腐敗對軍事的影響，但由於整個政治風氣的墮落，宦官羣體已經不能像嘉靖初年一樣約束自己了。他們和權臣合謀，一邊滿足皇帝的私慾，一邊私受賄賂，世宗興宮室，好方術，給了這些宦官牟利之機。相處這麼多年，他們早已摸清這位主子的胃口，他不是不允許你貪，只要你足夠忠心，所以，嘉靖朝的宦官們對皇帝都極爲忠順。
但換個角度想，這些無根之人的一生也足夠唏噓。《大明王朝1566》裏的楊金水說：“做太監，唯一的天，唯一的雲彩就是在宮裏，太監沒家，宮裏就是他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