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唐朝和明朝的宦官勢力是怎麼崛起的?宦官干政有好處嗎?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宦官在中國出現的很早，依據現有史料推測，大約早夏商時期的宮廷之中，就已經存在了。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中大多配備有宦官，並在《詩經》、《周禮》經典中留下廣泛記載。秦朝末期，宦官趙高執掌朝政，指鹿爲馬，將秦朝中樞攪動的昏暗無比，是造成秦軍鎮壓起義軍不力並最終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朝之後，歷代開朝皇帝均曾採取措施，吸取前朝教訓，抑制宦官勢力的發展。然而不論東漢朝、唐朝還是明朝，到了後期均出現了嚴重的宦官干政局面，且始終延綿至王朝滅亡。那麼這三朝的宦官勢力崛起有何共通之處，相互之間又存在哪些不同呢?
東漢宦官專權是皇權與豪族世家對抗的產物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鑑於秦亡教訓，曾修改秦制，用文士和宦官混在一起擔任中常侍，以此在宦官內侍之間打下楔子，防止他們抱團坐大。不過時期到了漢元帝時期，出現了變化。西漢的前幾任皇帝，始終致力於削弱藩王和先秦舊貴族的進程，到了漢文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後，武帝劉徹得以順利實施推恩令，以“雨露均沾之法”強拆藩王領地給嫡庶後代，地方勢力大爲削弱。但也正是漢武帝時期，頻繁高強度的對外用兵使得國家財政負擔加重，農民爲此不得不承擔嚴苛的賦稅勞役。很多百姓無力繳納重賦，於是選擇投奔地方豪族，尋求這些世家們的庇護。
百姓的投奔極大的促進了這些豪族世家勢力發展，他們本就是先秦貴族演化而來，雖需要承擔部分賦稅，卻可以土地兼併和藏匿人口的方式幫助百姓逃脫重賦。就這樣豪族世家勢力到了漢元帝時期逐步崛起壯大，並且開始將觸角伸向了朝廷中樞。爲了擺脫豪族世家對皇權的掣肘，宦官作爲皇帝內侍人羣，在皇帝的支持下逐步復萌。西漢末年，豪族世家煽動社會輿論，支持世家出身的王莽篡漢成功。然而成爲新朝皇帝的王莽，轉手開始鞏固皇權，通過打壓豪族勢力、解放世家土地上的農奴等方式，意圖加強皇帝統治，卻最終被推翻。豪族世家轉而擁立起漢室後裔劉秀上位，建立東漢王朝。
東漢從一開始就是由豪族世家把持朝政，除了最初的漢光武帝、漢章帝、漢明帝等，此後皇帝大多被朝臣和外戚所挾持。東漢的朝臣大多由世家子弟擔任，外戚亦經常源自豪族世家。爲此皇帝不得不將侍從皇帝的中常侍專由宦官充任，並讓他們傳達詔令，掌理文書。
不同於先秦和西漢時期，從東漢開始，宦官一律有閹身的太監擔任。同樣在此時，宦官集團成爲皇帝施展皇權的利器，而他們兵鋒所指的對象，通常就是朝臣和外戚背後的豪族世家。因此東漢宦官的權勢，主要來源於皇帝爲加強皇權，擺脫豪族世家的掣肘，刻意的提拔和授權。只不過到了東漢中後期，宦官羣體在權力中樞內部已經形成了一個依附於皇帝，但又擁有自主意識的利益集團，深深爲世家門閥所忌恨着。
唐朝宦官專權是皇權與藩鎮對抗的產物
唐朝是一個海納百川、包羅萬象的朝代。大唐的影響力西及呼羅珊一帶(波斯盟好)、東至日本(遣唐使)、北抵西伯利亞(天可汗)、南下中南半島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巔峯時期。然而如此氣象僅僅存在於盛唐，天寶年間發生的安史之亂改變了一切。此後的中唐晚唐時期，同盛唐宛若兩個王朝。正是在安史之亂後，一直被抑制的唐朝宦官羣體開始崛起。和東漢宦官勢力崛起的方式類似，唐朝的宦官同樣是在皇帝的扶持之下，作爲皇權的工具走上政治鬥爭的舞臺之上的。
安史之亂後，唐朝地方藩鎮割據、驕兵橫行，募兵制度下的士兵更多的效忠於給自己發軍餉的將領，而不是朝廷和皇帝。在這種現實之下，如果沒有一支足夠強勁的禁軍作爲支撐，來拱衛京畿，震懾四方，那麼唐朝天子必然會淪落成爲漢獻帝那般田地。而唐朝朝廷中樞的禁軍叫做神策軍，正是被宦官所把持着。
其實最先，唐朝皇帝並未將中央禁軍交由宦官掌管，奈何幾任文官大臣不論是能力、威信等均被證明不足以統領軍隊，更有尸位素餐，中飽私囊者。經歷隋唐歷任君主的刻意打壓之下，東漢至魏晉以來的世家門閥的政治影響力日益消亡，到了晚唐時期，在科舉制的大框架下，雖然世家子弟入仕數量佔優，但士族庶族開始趨同，差異逐漸縮小了。晚唐的文官，能夠文武雙全者較少，出身寒門(沒有士族門閥家風的道德約束)而結黨營私之徒衆多。文人難當大任，武將更不敢重用，宦官於是從唐德宗朝開始，成爲神策軍的掌兵者。
不過唐德宗爲了防止宦官坐大，反過來威脅皇權，先後採取數道措施，將神策軍拆分爲左右兩廂，分別設立左右神策大將軍二人、左右神策軍統軍二人，後又增設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來直接掌握軍權要職，架空大將軍和統軍。而在對藩鎮的用兵中，唐憲宗更進一步，以親信宦官代表皇帝執掌軍機樞密的要職，確立了宦官擔任樞密使的制度。如此演化數十年之後，一個滲透神策軍將士、由宦官羣體執掌的中央軍閥利益集團誕生了。此後皇帝縱然想要拔出宦官勢力也困難無比，更罔論宦官權勢本就根植於皇權，雙方並無根本利益衝突了。
明朝宦官專權是皇帝個人和皇權體制對抗的產物
漢朝和唐朝的宦官轉正，雖然其對抗的政治勢力不同，卻均出於皇帝鞏固皇權的出發點，但明朝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唐朝末年，朝廷中樞爲何佔據軍事層面對藩鎮的優勢，頒佈兩稅法意圖增加稅收，此舉雖加強了中央禁軍的力量，但過分沉重的賦稅導致了民心的喪失。黃巢起義之後，唐朝內亂四起，最終朱溫消滅了大部分中原藩鎮，並在白馬之禍中將文臣和宦官一同當作“清流”沉入“濁流”之中。後來宋朝建立，皇權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然而沒了與皇帝共治天下的豪族，但這種共治天下的信念還在，並促使士大夫階層繼續秉持之。因此宋朝的皇權官僚體制雖然極度強大，但皇帝個人的權力卻依舊受到掣肘。
宋朝的高度皇權集中制度，使得它既沒有宦官專權、也沒有豪族干政、更沒有軍閥割據，但卻覆滅於外敵入侵。滅亡南宋的元朝並不能完全理解中原皇朝制度的運行邏輯，對地方的管控過於鬆軟，不足百年便因天災和鼠疫崩潰了。朱元璋在宋朝的體制上建立了明朝中央集權統治，並憑藉強悍的個人能力，承擔了大量工作負擔，甚至取消了宰相和中書省。然而並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有如此旺盛的精力投入政務中去。此後明朝日益發展出一套強大的官僚體系，不僅能夠分擔皇帝的部分職能，甚至可以在皇帝缺位的情況下，繼續自行維持國家的運轉。
明朝完善的皇權體制有效了壓制了歷朝歷代的大部分隱患，但同時也嚴重製約了皇帝個人的權力。同宋朝一樣，明朝的士大夫階層也是報以忠君愛國的信條位列朝堂之上的，以維護皇權爲己任，即便罷官死諫也在所不惜。但這同樣對明朝皇帝的個人權力形成極大的壓制。爲了對抗作爲皇權化身的朝臣們，明朝皇帝屢屢提拔宦官，作爲制衡的手段。皇帝爲了對抗皇權而扶持宦官，這在中國朝代之中獨一無二。後來的清朝皇帝也面臨類似的情況，但清朝皇帝並不需要提拔宦官制衡朝臣，他原本就有與自己聯繫緊密的包衣奴隸和八旗中人作爲倚憑。
綜上所述，我們會發現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爲嚴重的三個朝代，其上位的內在邏輯均是出於皇帝制衡朝局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皇帝需要對抗的政治勢力。其中漢朝宦官主要需在朝堂之上對抗世家朝臣，唐朝宦官則憑藉手中軍權在對抗朝臣和藩鎮武將，至於明朝宦官則是作爲皇帝家奴同皇權體制下的朝臣對抗。正因如此，唐朝的宦官才顯得最爲強勢，而明朝宦官在皇帝面前，毫無還手之力。
深度歷史、抽絲剝繭才能歸納出歷史發展的脈絡，宦官集團作爲中國歷史上曾數次出現的重要政治勢力，代表了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結構變化和皇權制度的發展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