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文字獄”的目的是什麼?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文字獄是指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獄事，中國許多朝代都有文字獄的記錄。我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爲殘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獄，目的在於壓制漢族人的民族獨立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這種文化專制政策，造成社會恐怖，文化凋敝，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文字獄是中國歷史上獨特的案件，在清朝達到頂峯，那麼文字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文字獄在春秋、西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都有記載。魯襄公二十五年齊相崔杼殺了國君齊莊王，史官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卻招來殺身之禍。西漢的楊惲因《報孫會宗書》被皇上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腰斬。三國時期嵇康因《與山巨源絕交書》而被斬於東市。在南北朝時期，北魏大臣崔浩主持編纂的國史揭露了拓跋氏祖先的屈辱歷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誅，史稱國史之獄。
文字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早期的文字獄規模不大，涉案人數也不是很多，規模比較小;但到了北宋，文字獄開始大面積大規模出現。歷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獄烏臺詩案正是發生在北宋。烏臺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御史彈劾蘇東坡，向皇上上奏說蘇軾所作的《湖州謝上表》中有言語暗藏諷刺朝廷的意思。緊接着就有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歷數蘇軾的罪行，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最終蘇軾因此被貶到黃州，窮困潦倒;他的好友也多受牽連。由此可見，文字獄可能從春秋開始，其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令人震驚。文字獄體現了封建王朝皇權獨裁專制的種種弊端。
文字獄頂峯
文字獄在中國曆朝歷代皆有出現，而歷史學家普遍認爲清朝是文字獄頂峯。從順治時期到乾隆時期，共興文字獄一百六十多次，其中單單是乾隆皇帝就乾隆帝興文字獄130多次，期間遭迫害的文人墨客數不勝數。
清朝的文字獄起於順治，從此清朝誕生了一個獨特的官職：言論檢查官，所謂言論檢查官職責就是言論出版的審查。在此之後文字獄愈演愈烈，到了乾隆時期達到文字獄頂峯。乾隆時期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死，更有連坐、誅九族等殘忍的刑罰。更可怕的是許多文字獄都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造成的，所以刀下冤魂不計其數。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剛剛繼位時曾經下令“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但1751年，乾隆皇帝出爾反爾，文字獄死灰復燃。
乾隆時期的文字獄起於僞孫嘉淦奏稿案，由於這樁案子，乾隆皇帝開始一改之前崇尚言論自由的作風，大興文字獄。乾隆又以修四庫之書的名義查辦禁書，很多珍貴的書籍在這個時期灰飛煙滅。清朝爲何會成爲文字獄頂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朝初年反清思想大範圍存在於民間，朝廷用文字獄來堵住悠悠之口;另一方面清朝皇族爭鬥激化，皇帝們用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文字獄在乾隆時期達到鼎盛之後趨於平息，但它給中國古代文學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創傷。
文字獄的影響極其深遠，對文化具有強大的破壞力。文字獄起於宋朝，歷經元朝和明朝的發展，在清朝達到頂峯。二百四十年的時間裏共發生二百餘起，不但作詩的本人獲罪，就連文人的老師和朋友也會一併被殺，這是極爲血腥和殘酷的政策。
文字獄的影響在中國的文學發展中是極其惡劣的，當時的社會由於文字獄的大興，文人不敢隨意言政，寫詩著書需要字句斟酌以免有牢獄之災，這對文人的思想是極大地束縛和禁錮。清朝時期人們對胡虜、匈奴之類的字眼都很忌諱，所以在四庫全書的編撰中，岳飛的著名愛國詞《滿江紅》被刪減修改了其中帶有匈奴詞語的句子，這是對文人作者也是對歷史的不尊重，即便是四庫全書這樣著名的百科全書依然有不真實的一面。
文字獄的興起也敗壞了官場的風氣，官員從民間搜出具有反對當時國家政策的詩詞作品，將文人作者捉拿殺掉成了官場升職邀功的捷徑之一。另外文字獄也是政黨之間互相攻擊彈劾的方式。所以下到七品小吏上至國家棟梁，都受到文字獄的影響。
文字獄的影響體現在對思想的禁錮和文化的扭曲以及官場風氣的敗壞。在中國大興文字獄控制文人思想的時候，西方開始了文藝復興的道路，民主科學等思想受到越來越的多的關注，這是後來中國落後西方的原因之一。
文字獄腥風血雨之舉例
1、孫嘉淦僞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會上流傳所謂孫嘉淦僞奏稿。孫曾官至工部尚書，生性耿直，敢於犯顏直奏，因此社會上有人冒其名寫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過”(據後來所傳，說奏稿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他南巡擾民，奢侈浪費和賞罰不公等)。乾隆大怒，說這“全屬虛捏”，他下令各省督撫、各級官員嚴查僞稿的炮製者和傳播者。至同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東曾發現僞奏稿，山東巡撫以爲“無庸深究”，被乾隆革職查辦;御史書成上疏委婉提出勸阻，說此案曠日持久，“株連終所難免，懇將人犯即行免釋”，乾隆閱後大怒，連降二道諭旨申斥書成爲“喪心病狂之言”，書成被革職服苦役，此後無人敢諫。
在繼續追查中，有挾仇誣告，有畏刑妄承，有株連擾累，總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容泰，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僞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後斬決，家屬照例連坐。辦案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職拿問，連兩江總督、漕運總督也被牽連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盧的供詞前後矛盾，他說僞稿是劉所供，但二人並未對質，又無其他證據，只是負責此案的官員怕擔當“查處不力”的罪名，就倉促判決定案了。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己名寫僞奏稿。乾隆十八年，孫因驚懼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血雨中，正氣傲首俱喪，以後敢於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士及廣西學政等職，乾隆十八年，有人將胡所著《堅磨生詩抄》送乾隆處告密，說《詩抄》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乾隆大怒，認爲這是“悖逆詆訕怨望之詞”，日月合寫爲明字，是胡有意恢復明朝，指斥胡詩：“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詩中還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認爲是胡諷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據此推理，胡的整部詩抄就成爲有系統的反清的書。
胡中藻案又引發鄂昌案。鄂昌，滿族人，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因胡曾任廣西學政，二人詩文唱和，這在當時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沒有及時舉報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發現鄂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爲“胡兒”。乾隆批示：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爲胡兒，“此與自加詆譭何異?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擡出賢良祠。乾隆又傳諭八旗，應保持滿族人騎射尚武傳統，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俗，玩物喪志，云云。
3、王錫候《字貫》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後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他心灰意冷，專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證都不容易，於是用數年的功夫，編了一部《字貫》，於乾隆四十年刊成後，被仇家王瀧南告發，說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樣時應如何改寫以避諱。王錫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規定，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還認爲該書沒有按更嚴格的避諱方法(如“弘”二字應寫成“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從日”等)，於是勃然大怒，認爲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被斬立決，家屬按例受株連。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初在接到王瀧南控告後，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候的功名。乾隆認爲海成判的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因查繳出禁書8000多冊，曾受到乾隆嘉獎，如今一着不慎，便淪爲階下囚。從此以後各省督撫大員及各級官員，遇到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擬具處理意見時，就寧嚴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加罪。
文字獄的目的
文字獄是從宋朝開始，歷經元明二朝，最後在清朝達到頂峯的一種歷史現象。文字獄由統治階層發起，歷經四個朝代愈演愈劣。後世學者紛紛對文字獄進行深刻的思考，統治者發起文字獄的目的是什麼，這樣做對統治者又會有什麼好處?
關於文字獄的目的，站在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理解。文字獄是由統治者發起，通過官吏實施。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文字獄的目的是不同的。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發行文字獄就是問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從言論和思想上將百姓和文人的反抗暴動意志扼殺在萌芽之中。著名的烏臺詩案就是因爲作者的詩詞中隱含了對時事政策的不滿而慘遭貶職。清朝時期，確實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文學作品流傳民間，滿清當局由於是少數民族，對胡虜、匈奴、清明等字眼格外敏感，爲維護自己的統治不惜殺害衆多文人，最後導致民衆心中不敢生出反抗的念頭，這就是統治者發動文字獄的目的。
官吏實施文字獄的目的是表現忠心，同時這也是官員們仕途升遷，建立政績的最快方式。也正是因此，那些官員往往無中生有，強行發起文字獄，造成了無數的冤假錯案。綜上所述文字獄的目的可分爲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封建統治的維護，同時禁錮文人和百姓的思想;其次是官員爲了政績大肆發起文字獄，這便是文字獄的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