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三七二年～前二八九年)，名軻，字子輿。戰國時期魯國人，魯國慶父後裔。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着有《孟子》一書。孟子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爲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美譽，與孔子合稱爲“孔孟”及“孔孟之道”。
說起孟子，在中國有許多人都知道《三字經》裏的一句話，“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這裏面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
孟子三歲喪父，孟母守節不嫁，自己艱辛的撫養小孟軻。孟母對小孟軻管束很嚴格。小孟軻的父親去世後，孟母領着小孟軻移居在墳地附近，小孟軻就學怎麼出殯和哭靈。孟母見此，感到對孩子影響不好，就決定搬家。新家搬到一個市場附近，小孟軻就學習商販的叫賣。孟母一看這兒也對小孟軻成長不利，還得搬家。再次搬家，孟母把家搬到了學堂的附近，小孟軻的遊戲就變成了拱手禮讓食物的遊戲了。孟母觀後說：“這裏可以長住了。”同時，孟母每時每刻抓緊對小孟軻的教育，督促他勤奮學習，用織布來比喻學習，用斷織來比喻忘廢學。小孟軻對學習慢不經心時，孟母採取“斷織”的措施，使小孟軻受到極大教育，從而改變“廢學”的陋習。孟軻的健康成長與孟母的教育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孟軻就在這樣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健康快樂的成長爲一代鴻儒。
孟子的授業恩師是孔子的嫡孫子思的學生。他正式拜在孔門學藝時，已經十五歲。先天的聰穎加上後天的勤奮，孔門的儒家學術體系《詩》、《禮記》、《禮儀》、《春秋》《六佾》等典籍，孟子篤誠頌記，都爛熟於心，應用自如。
從孟子年表上看，孟子在四十歲左右的時候，在鄒國已有了一定的名氣和影響。在前三三二年的一天，鄒穆公請孟子到王宮，向其問政。從那時開始，孟子弘揚孔子學說向各國政要推行仁政的工作就開始繁忙起來了。
孟子曾效仿孔子，帶領門徒，周遊列國，但收效不大。鑑於各國對儒家學說的冷淡態度，孟子就堅定的走了退隱田園館舍，同弟子們一起着書立說的道路。
孟子學說的出發點爲“性善論”。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堅持“仁政”、“王道”主張德治。我們今天看孟子的文章，讓人深感氣勢充沛，說理暢達，並長於論辯，邏輯嚴密，尖銳機智。其文代表着傳統散文寫作的最高峯。
孟子所着之書以《孟子》命名，由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是孟子和他的弟子們共同編寫完成的。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和行動的儒家經典之作。
做爲後世所尊崇的儒道亞聖，思想大家，孟子的思想理論中涵蓋於一切思想和理論之上的，是天道觀。孟子認爲，天道是一切人都必須遵循的規範和原則，因爲天是最高的，是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貧賤，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天只能是聽天由命、必須是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孟子的思想中能夠爲人稱道，並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首推本民思想。
孟子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這是一個極富民主性精華原素的著名論斷。君王如何對待人民，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認爲，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爲先，爲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貶、爲《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併成爲“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真正的確認，並推到了頂峯。從《孟子》問世，到享譽中華，整整用了一千五百多年。孟子之路，何其艱辛。
第二，是他的仁政學說。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爲仁政學說，成爲孟子思想的核心。孟子把君王與民衆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君王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痛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尊重和支持國家元首。在這裏，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的關係是十分明確的。
孟子認爲，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結果是隻能被人民推翻。孟子以仁做爲施政的出發點，要求君王“施仁政於民”並告誡所有君王們，施仁政是天道對我們的要求。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一條“民爲貴”的思想原則。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君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還提出了“人人親其祖，長其長，而天下平”的社會環境標準。只有人人向善，才能營造出“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而要達到這種社會狀態，國家領袖就必須實行仁政，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戴，也才能天下無敵。
第三是道德倫理學說。
孟子對人的思想有着一種真摯的崇敬。他否定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爲人生下來就具有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他認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他認爲“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論”是把人們靈魂深處善良美好的東西加以發掘、渲揚和肯定，讓人們對自己及他人的本質有一個真實的認識。因而孟子以“性善論”作爲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對無論是哪一階層的人都有着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孟子把倫理和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強調道德修養是國家富強穩固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仁”是孟子道德論的核心，也是天道的組成部份。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怎樣纔算是仁呢?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爲：第一、親親。孟子主張君王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爲貴”、“君爲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範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係。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爲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第五、殺無道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和整肅，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爲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爲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徵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纔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爲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確立限制土地兼併，緩和君民矛盾的治國理論有着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