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與子思的義利之辨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不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起初，孟軻拜孔爲師，曾經請教治理百姓什麼是當務之急。孔說：“叫他們先得到利益。”孟軻問道：“賢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談仁義就夠了，何必要說利益?”孔說：“仁義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則下無法安分;上不義，則下也爾虞我詐，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經》中說：‘利，就是義的完美體現。’又說：‘用利益安頓人民，以弘揚道德。’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爲知仁義之爲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樑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臣司馬光曰：孔、孟子的話，都是一個道理。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對魏惠王直接宣揚仁義，閉口不談利，是因爲談話的對象不同的緣故。
二、子思見衛侯
二十五年(甲辰，公元前377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纔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孔，字子思，向衛國國君提起苟變說：“他的才能可統領五百輛車。”衛侯說：“我知道他是個將才，然而苟變做官吏的時候，有次徵稅吃了老百姓兩個雞蛋，所以我不用他。”孔說：“聖人選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幾尺朽爛處，高明的工匠是不會扔掉它的。現在國君您處在戰國紛爭之世，正要收羅鋒爪利牙的人才，卻因爲兩個雞蛋而捨棄了一員可守一城的大將，這事可不能讓鄰國知道啊!”衛侯一再拜謝說：“我接受你的指教。”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衛侯提出了一項不正確的計劃，而大臣們卻附和如出一口。孔說：“我看衛國，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呀!”公丘懿子問道：“爲什麼竟會這樣?”孔說：“君主自以爲是，大家便不提出自己的意見。即使事情處理對了沒有聽取衆議，也是排斥了衆人的意見，更何況現在衆人都附和錯誤見解而助長邪惡之風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樂於讓別人讚揚，是無比的昏暗;不判斷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諛奉承，是無比的諂媚。君主昏暗而臣下諂媚，這樣居於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會同意的。長期這樣不改，國家就不象國家了。”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孔對衛侯說：“你的國家將要一天不如一天了。”衛侯問：“爲什麼?”回答說：“事出有因。國君你說話自以爲是，卿大夫等官員沒有人敢改正你的錯誤;於是他們也說話自以爲是，士人百姓也不敢改正其誤。君臣都自以爲賢能，下屬又同聲稱賢，稱讚賢能則和順而有福，指出錯誤則忤逆而有禍，這樣，怎麼會有好的結果!《詩經》說：‘都稱道自己是聖賢，烏鴉雌雄誰能辨?’不也像你們這些君臣嗎?”
三、子思見子貢
子思問什麼是恥辱。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領取俸祿，卻不能有所見樹。國家政治黑暗，做官領取俸祿，卻不能獨善其身，就是恥辱。
子思說：“好勝、自我誇耀、怨恨、貪慾都沒有顯現出來，可以算是做到了仁了嗎?”孔子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了，是否算是做到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逝世以後，原憲就跑到低窪積水、野草叢生的地方隱居起來。子貢做了衛國的國相，出門車馬接連不斷，排開叢生的野草，來到偏遠簡陋破敗的小屋，前去看望原憲。原憲整理好破舊的衣帽，會見子貢。子貢見狀替他感到羞恥，說：“難道你很困窘嗎?”原憲回答說：“我聽說，沒有財產的叫做貧窮，學習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叫做困窘。像我，貧窮，不是困窘啊。”子貢感到很慚愧，不高興地離去了，一輩子都爲這次說錯了話感到羞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