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安史之亂，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這是過去我們學政治的時候經常要聊到的一句話，政治老師不斷的向我們強調，歷史上看到的那些熱血的政治鬥爭，軍事鬥爭都只不過是經濟結構的外延。真正要了解人類文明，瞭解人類歷史，還是得回到經濟基礎。帶着這樣的思維，我們再去了解過去的歷史，會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例如曾經的安史之亂。
平心而論，筆者以前也看過很多關於安史之亂的書籍，還有《百家講壇》。例如當年的蒙曼老師就講過安史之亂，還有《中國通史》的各位教授也進行過陳述。
從那些教授的語句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出當年安史之亂的可怕的政治因素與軍事衝突。但是這些教授講來講去，似乎都在陳述政治層面的東西，例如楊國忠的混亂，安祿山的造反，還有大美女楊玉環的無心之過。很明顯，過去我們的焦點都集中於政治層面，這也是節目的需要。
但其實仔細想想，我們查閱《唐書》會發現有更多的巧妙，因爲安祿山事件的爆發不僅僅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多的還有背後的經濟結構的崩塌。因爲我們都知道所有的人都具有趨利性，只要大家都有錢可賺，就不會有真正的野心家造反，只有整個社會出現了大量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纔會導致大的規模的戰爭。
那麼問題來了，當年的安史之亂背後到底有何經濟講究呢?
一、一切的緣起
想要了解安祿山事件的經濟原因，首先得要追溯到當年的北魏時期。
衆所周知，北魏時期在孝文帝期間執行“均田令”過，這一法定的出現，極大的扭轉了整個北方混亂的經濟結構。
因爲在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北方基本上都實行的是包稅制度，這種包稅制度與埃及的制度有點類似，講究的是君主分配權力給軍人，軍人可以搶劫來養活自己，整個國家已經不成爲了國家。
但是當均田令出現以後，政府掌控了大量的無主的土地，然後把土地轉讓給那些積極有爲的勞動力，勞動力們提供生產，提供補給，而國家給予他們土地和保證，這樣促進了大家的進步。
可以說，這種制度在當時極大的緩和了北方的衝突與混亂，也成爲了隋唐時代重要的經濟基礎。
那麼，爲什麼這個制度會成爲一切罪惡的緣起呢?這就不得不說到唐代的演變。
二、唐代的演變
等到唐帝國建立制度以後，對於曾經的均田令，唐王朝進行了適當的調整。
根據史書的記載，唐王朝實行的制度是“租庸調製”，這個制度在均田令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擴張。過去政府會分配土地給人們，人們就可以提供足夠的糧食，但是現在政府卻強調一切都以租調爲基礎。
也就是說，所有的土地歸政府所有，而每一個農民都只能租用政府的土地。這種租用的過程持續到一個農民的一生，當他去世以後，他只能傳承20畝土地給自己的後代，而那些剩餘的土地則收歸中央。
老實說，這種做法比均田令要過分一些，但這也有其合理性，因爲均田令時期人口少，所以可以足夠分配，而到了唐代時期人口大規模增加，必須要用這種租調製度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可惜的是，唐王朝做夢都沒有想到這種作用，調至很快就引起了崩潰，因爲它提供了一代人的積極性，卻斬斷了中國人的傳承意識。
三、經濟結構的變異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有着很傳統的觀念，祖宗打拼留下了什麼，然後要傳給後人，後人再傳給後人，子子孫孫無窮也。正是在這樣的傳承觀念之中，中國人民纔會有着如此強的堅韌性，才能夠度過衆多的大災難。
而唐王朝利用這樣的“租庸調至”，最開始在經濟凋敝的時候，極大的刺激了大家的生產慾望，但是，後來這樣的生產方式與廣大人民產生了很大的衝突。老百姓勞累了一輩子，結果又被政府剝削的一乾二淨從頭開始，於是這些人開始想辦法躲避繳納賦稅。
後來，這種躲避具體的表現就是逃脫“府兵制度”，緊接着逃脫賦稅，甚至有的人直接隱蔽自己的戶口，個個都套現。這一做法使得唐王朝的稅收制度一下子降到了最低，政府無法得到足夠的土地數量，而且也無法得到足夠的稅收。
更爲重要的是，這些人還逃避府兵制，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政府得不到足夠的稅收，土地也無法收歸國有，而且軍隊人數越來越少。
四、經濟結構所導致的軍事變異
當經濟結構不斷失衡的時候，那麼接下來在軍事領域必然會產生巨大的波及。我們都知道之前憑租庸調製，一個人的一生基本上和政府被綁在一起，無論是耕種土地還是幫助政府打仗，都是在政府的規劃之中。
但可惜的是，由於人們得不到自己的土地需求，所以在經濟上得不到滿足，對於軍事也自然不會支持。因此有的人寧可把自己弄的傷殘躲避府兵制，而且就算無法躲避，他們在戰場上也是當兵遊子儘可能的逃避。
當然了，可能很多人會提出疑問，明明他們已經到了黑戶口，爲什麼還不願意爲國家打仗呢?
其實答案也非常簡單，有戶口的人，如果發現自己立的功，那麼政府會根據戶籍制度來對它進行審覈，到時候土地還要上交，功勞還抵不上自己現有的收益。而那些沒有土地的人打仗立功，也得不到土地的獎賞，甚至都得不到足夠的賞賜，所以他們也不想上戰場送死。
所以，這就導致軍隊的戰鬥力急劇弱化。當軍隊的戰鬥力弱化的時候，那麼必然會進一步延伸到政治領域。
五、政治領域的可怕變異
在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其實就好像是病毒一般，剛開始侵蝕了經濟結構的軍事領域，然後開始蔓延在政治領域中。
按照史書記載這樣的現象，其實在唐太宗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太宗皇帝與軍神李靖等人進行了總管制度的調整，又是裁撤軍隊，又是憑藉自己的政治威望避免戰爭，所以可以儘可能的避免國內的矛盾。
但是到了唐玄宗時期，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掌控能力，而且沒有稅收，更重要的是軍隊戰鬥力這麼弱，政治領域就必須要做出調整。那麼該如何調整呢?
這時，唐玄宗想到了一個絕妙的辦法，那就是對這個已經逐漸蔓延的病毒，開始進行補丁處理，這個補丁就是大名鼎鼎的藩鎮割據。
沒錯，唐玄宗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利用手握重兵的藩鎮割據，去掌控地方撈取資金。
其實這轉了半天，又回到了最開始的包稅制度，從北魏孝文帝時期艱難走出來的秩序，居然又回到了混亂之中。這些軍人開始大規模的領取財物，上交一半給中央，然後自己擴張。雖然唐玄宗獲得了足夠的利益，但是他沒有想到卻在地方上養肥了一大批惡棍。
那麼，這麼做又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呢?
答案非常簡單，藩鎮割據，安祿山的叛亂就開始了。
小結
所以，總結整個安史之亂的事件，我們會發現，政治上的原因其實只是一個具體的衝突表現，而經濟方面的原因纔是重點。這一切的一切開始於當年的均田令，然後又回到了最開始的混亂。如果要說這件事情誰有錯的話，個人覺得應該大家都沒有錯，只是說大家在探索的路上都沒有找到合適的配套土地制度。當年均田令之所以適用於北魏，就是因爲戰亂之後人口少，而後來的唐朝實行租庸調製，那也是沒有辦法，因爲人口增多了。等到唐玄宗時期，土地和人口矛盾越來越嚴重，而中央政府沒錢，所以要做出調整。
因此，要說安史之亂到底是怎麼亂的，個人覺得其實就是因爲天下形勢在變，而制度也在變，但是在變的過程中沒有達到平衡，所以就導致了崩塌。因此還是那句話，穩住了經濟就穩住了天下，經濟制度不穩，而且無法作出適當的調整，必然導致天下大亂，這是一個血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