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要怎麼才能長盛不衰?沒有這個“基石”都不能長久!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大順永昌元年，也就是1644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爲西京。設天佑殿大學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設六政府尚書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級設置，分全國爲十二個州，官爲節度使。同時發佈開科取士，招攬人才。
到1644年3月，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但是，並沒有遭遇頑強抵抗。很快京城失守，崇禎皇帝絕望自盡。還原當時場景，李自成所率的農民起義軍，人數有10萬，而京城，三大營人數10餘萬，城防，不可謂不堅固。再者，還有吳三桂的部隊。
所以，從絕對實力上比較，李自成並不佔優。那麼，他爲何可以“輕取”北京?
兩軍相較，“人數”有時候並不是取勝的絕對因素。李自成自西向東，一直殺到北京城下，其間，遭遇過頑強抵抗，但是，他的隊伍卻是越來越壯大。單從這一點來看，明朝已經步入“衰亡”，民衆在用自己的行動，開始拋棄這個王朝。
所以，可以講，承載一個王朝最根本的“基石”——就是民心，如果動搖，那麼，王朝這個大廈離坍塌，也就時日不遠了。那麼，爲何當時的百姓會羣起反抗?原因真的簡單：餓。“民以食爲天”，“食”是民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當時的情況，可以用“人禍天災”來形容。
明末，朝廷一方面要應對後金的“不良企圖”，一方面還要平定國內的農民起義，財政支出增加，這部分的負擔必然要落在老百姓的身上。而當時的關中地區，卻又連年遇上自然災害，田間沒有收成，最後，人吃人的現象屢見不鮮。
陝西巡按馬懋纔在《備陳大飢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之後，“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野無青草，十室九空。… …村無吠犬，尚敲催徵之門。”
所以，在官府“無爲”情況下，農民起義的初衷，最先解決的就是“肚皮問題”。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陝西總督孫傳庭，所率明軍主力不敵李自成，此事件形成了“多米諾效應”。1643年，對明朝而言，應是加速其滅亡的一年。
這一年，孫傳庭大敗，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不少明朝官員，投降了李自成。並且，看李自成進京後，投降的官員人數，便可知當時這些“大人們”的態度了。就如史書說的“叛降如雲”。跟隨崇禎皇帝殉國的，僅有21人而已。
那麼，這又說明了什麼?識時務者爲俊傑麼?他們其實已經早就看出明朝氣數已盡，所以，還是保住自身利益爲先。所以，崇禎皇帝希望他的臣民們共同抗敵，其實，也只是一廂情願罷了。政治上的投機，對這些官員而言，也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底層的“民心”不復存在，上層的“官員”又“人心各向”，這個仗，怎麼看都是輸。有人會問，不是還有“三大營”麼?
初建之時，“三大營”的確蠻有戰鬥力。只是在“土木堡之變”後，雖經過改革，但是，實力已經不復原來了，到了後期，朝政腐敗，軍營營帥更是貪的厲害，實力大打折扣，還沒交手，聽着義軍的槍炮聲，就都跑了。
這其實也就暴露出了明末嚴重的財政問題，國家已經是“無力運轉”。這只是矛盾集聚後的一個總爆發，國庫沒錢，軍餉發不出，誰來替你賣命。百姓賦稅重，又沒有收成，官府不救濟，就只能自己解決了。
那麼，國家就真的沒錢了麼?
其實不然，李闖王后來一“檢查”，原來，各個官員都很富有。當時皇帝讓他的大臣們掏點銀子，拿到的卻是寥寥。明朝官員的明面工資很少，但各種“暗箱”操作，成了各級官員的“生財之路”，這樣就變相的貪污了國家的稅銀。所以，百姓賦稅很重，但是，國庫依舊空虛。
所以，看似軍事上的被動，其實，卻是國家實力漸弱的體現。都說當時有兩隻精銳部隊：一是孫傳庭的陝西邊軍，結果，在郟縣，被全殲。只能說，當時的這隻軍隊，其實，已經“弱不禁風”了。另一隻，吳三桂的遼東軍，“無法脫身”可以說是一個原因，但是，更可能的因素應是，吳三桂不想“以卵擊石”。因爲，這個時候，起義軍的氣勢正在“風頭”上。
其結果就是，當起義軍大軍壓境之時，卻沒有遭遇什麼大的抵抗。
對於此事，不少人都會從政治、軍事、民心和財政上逐一分析。其實，就如一句老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心是基礎，失了這個，其餘都是沙土上的建築。所以，分析明朝爲何滅亡，更應從其整個歷史去分析，而不是用當時的表象去定論。歸根結底，底層百姓生活困頓，朝政亂象，國力一落千丈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軍事上的失敗，反映的則是國家實力的衰亡，中國的近代歷史已經用很多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了。崇禎皇帝再有心想重振朱家王朝，他也無力扭轉明朝的頹勢，因爲，他已經沒有時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