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1895年3月20日生於河南南陽長春街。祖居河南溫縣董陽門村。原名作仁，後改爲作賓，字彥堂，一字雁堂，別署平廬。
董作賓1900年(6歲)人塾讀經史，因家境清寒，14歲時即在課餘助其父作手工業，印衣袖等。每年臘月寫春聯、平日刻印章(每宇銅元4枚)所得，補助家庭生計。1910年(16歲)於南陽元字高級小學肄業，1912年(18歲)時輟學經商，並與陳耀垣共同設館授徒。1913年，董作賓19歲時曾在南陽兼營書店，每進新書，必先讀後而再出售，堅持學習知識。董作賓21歲(1915年)時以第二名優異成績考入南陽縣立師範講習所，以最優等第一成績畢業。1918年(24歲)遊學省府開封，當年春考入河南育才館，始知甲骨文字。25歲(1919年)畢業於育才館，初在《新豫日報》任編校，並於當年冬入北京。28歲(1922年)人北京大學作旁聽生，初學甲骨文字，他用油紙影寫《殷虛書契前編》拓本。1923年(29歲)時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董作賓爲研究生。31歲(1925年)時至福建福州協和大學國文系，任該校教授。1926年董作賓(32歲)回河南開封，任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至1927年(33歲)再去北京。當年夏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講師，旋於當年秋南下廣州，任中山大學副教授，並與著名學者傅斯年相識。1928年董作賓(34歲)因母病逝返鄉，在南陽中學兼授國文課。當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於廣州成立。董作賓被聘爲通信員。受史語所籌備處之命，調查殷墟甲骨文字出土之情形。他在《民國十七年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中稱，“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甲骨既尚有留遺，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絕，長此以往，關係吾國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寶，將爲無知土人私掘盜賣以盡，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廣實爲刻不容緩之圖”(《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遂促成了中央研究院的大規模科學發掘殷墟甲骨文的盛舉。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中研院開始第1次科學發掘殷墟甲骨文，董作賓爲主持人，負責發掘的全面工作。1929年(35歲)春參加了第2次殷墟發掘工作，又於當年秋參加了第3次殷墟發掘工作。1930年(36歲)時值山東古蹟研究會成立，董作賓任委員，參加了第一次發掘城子崖遺址的工作。1931年(37歲)參加安陽第4次、第5次殷墟發掘工作。1932年(38歲)參加第6次、第7次殷墟發掘工作，並在北京大學兼課，授“甲骨文字研究”課。當年春，甲骨學史上劃時代名文《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寫成，並於1933年出版。1934年春天主持殷墟第9次發掘，秋被聘爲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1935年(41歲)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委託，當年春至安陽監察第11次殷墟發掘工作。1936年(42歲)編輯《殷虛文字甲編》圖版成，並付商務印書館印刷。1937年(43歲)在南京，並於當年夏赴安陽視察第15次殷墟發掘工作。安陽盜墓之風復起，並公然出現標語“打倒摧殘人民生計的董(指董作賓)樑(指樑思永)”、“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反對中央研究院發掘殷墟工作。當年，董作賓將劫餘古物照片出版，名爲《平廬影譜》，並題有“百姓之燈”以對逆流反嘲。當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殷墟發掘工作暫告停止。董作賓在輾轉播遷，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堅持研究，著述不輟。1945年(51歲)撰成(殷歷譜>。1946被聘爲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並於1947年(53歲)時赴美國講學，1948年(54歲)當選爲第一屆人文組院士。當年冬返國，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1949年(55歲)去臺灣，並被聘爲臺灣大學文學院教授。1951年(57歲)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54年(60歲)獲國家學術獎金(社會科學門)及獎章。董作賓61歲(1955年)赴韓國漢城講學，並於當年5月被漢城大學研究院授文學博士。8月受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之聘，赴香港大學任研究員。1958年(64歲)秋回臺灣，11月被歷史語言研究所聘爲甲骨文研究室主任。1963年(69歲)逝世於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
1931年第三次發掘殷墟，樑思永和董作賓(左一)
從上述簡歷，可知董作賓的一生都獻給了甲骨學術事業，是我國近代考古學和甲骨學的奠基者之一。他涉獵廣泛，知識淵博，在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古年代學、地理學、文學藝術等學科都頗有造詣，一生筆耕不輟，給我們留下了《新獲卜辭寫本》、《小屯殷墟文字甲編》、《小屯殷墟文字乙編》、《殷歷譜》等10多種專著，論文200餘篇，現已編成<董作賓全集)甲、乙編共12冊，1977年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董作賓多次主持或參加了殷墟科學發掘工作，並整理、刊佈了全部科學發掘甲骨文，對甲骨學研究、發展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董作賓對甲骨文書法特別熱愛和癡迷，常在公餘之暇，揮毫臨習甲骨文契刻。他認爲臨摹是學習甲骨文書法至關重要的一步，不能馬虎、或當作清遣自娛，一定要認真對待。他先用玻璃紙蒙在拓片上，鉤出輪廊，再與原版甲骨對照臨摹。
這就是書法上比較傳統的“勾填法”。他認爲對着原版甲骨摹寫一遍，纔會有更深入的認識。董作賓用柔軟的筆鋒表現出契刻的堅勁，把筆墨的技巧與特有的自然效能發揮得淋漓盡致。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作品寫得挺拔朴茂，骨肉停勻，神完氣足。董作賓爲使甲骨文書法更有刀契筆意，還學習篆刻。這就給甲骨文的風格帶來了特殊的藝術味道。
刀刻出來的字有爽利勁健，結體瘦硬，有率意精謹，渾樸古拙的風格。由於刀刻的原因，甲骨文字以直筆爲主，方圓相參，別有意趣。董作賓先生親手操刀篆刻，對這點更易心得體會，所以其甲骨文書法也更易與古人相通，“他把可以用放大鏡看得清楚的刻辭的交又地方，都放大照像出來，檢查那些刻畫的先後;由這一類的檢查，他發現了每一刻辭筆畫的前後次序，隨着一種固定的習慣，也隨着時代而有不同;有的先刻直畫，再刻橫畫;有的先刻橫畫，再刻直畫”(《董作賓與甲骨學研究·董玉京序》)。如此深入認真的觀察與研究，細心揣摹，由形似追其神似，其作品也就不同凡響。在刻苦臨摹的基礎上，也不斷地創作一些集字甲骨文書法作品來。尤其是他在美國訪問講學期間，竭力把甲骨文作品通俗化。若用宣紙書寫則在美國不好裝裱，故採用色紙，圖畫紙或金銀色的廣告紙，用各色畫料書寫甲骨文字，配上鏡框，以此饋贈。胡適之曾言：“從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董玉京《我的父親》)。董氏自言偏重武丁書風，餘以爲他身體力行，底蘊深厚，己進入了古人貞卜致祭的最高境界，其點畫鋒穎與貞卜書契精神融會貫通，確切地說，董作賓的甲骨文書法，乃集五期書風之大成、匯五期書風之神韻，因而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經典性、民族性及社會親和性。
董作賓先生是甲骨四堂之一、一代甲骨大學者、也是一代甲骨文書法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