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商周時期的古老文字，在占卜吉凶記事時往往會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文字，被稱爲“最早的漢字”。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發現甲骨文後，清末興起了一股甲骨文研究的熱潮，最先是學者孫詒讓考釋甲骨文，其後大批學者也加入了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其中以“甲骨四堂”最爲著名，他們對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爲後世的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基礎。之所以稱“甲骨四堂”，有兩層含義：這四人是甲骨學研究者中最爲突出的，且四人的字號後都帶有“堂”字。復旦大學著名教授陳子展曾有“甲骨四堂，郭董羅王”的說法，這四人分別是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中，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研究起步相對較早，郭沫若和董作賓較晚，關於四人的具體排名問題，一直沒有定論，姑且將四人對甲骨文研究的貢獻分列如下：
在甲骨學的研究中，羅振玉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被譽爲甲骨學的奠基者，羅振玉自幼習經史考據之學，因此擅長考證，他的貢獻主要在於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自甲骨文被發現後，很長時間內存在着甲骨文出自何處的爭論，羅振玉廣泛蒐集材料、經過細緻地考證後提出“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溢十餘，乃恍然悟以卜辭者，實爲殷室王朝之遺物。”他正確判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並不是傳說的山東、湯陰等地，而是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遺址。他還是第一個以甲骨文體寫書法的人。他與王國維一起整理研究甲骨文，確證了甲骨文中合書的現象，二人的研究由此被稱爲“羅王之學”。
王國維對甲骨學的貢獻首先表現在甲骨文的考釋方面，1915年，王國維發表了《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考訂了孟、雍、毫、費、祀、僱等八個地名，論證了“殷祭”即合祭,“外祭”即祭社。1917年他又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書，不僅考證出了商周時期一些人物確實存在，同時也證實了司馬遷的《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同時糾正了《史記》中的一些訛誤，並證明其確實是一部信史。王國文的另一貢獻是總結了出土文獻與書籍參證的“二重證據法”，不僅對甲骨學的研究有重要幫助，而且對一般的學術研究也有啓發意義。
郭沫若研究甲骨學的起步較晚，1928年他纔開始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但他的研究卻能後來居上，郭沫若曾出版過多部甲骨學研究的著作，包括《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續編》(甲骨文部分)等。他對甲骨學的貢獻主要表現爲考證了殷商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生活諸方面，並對當時的奴隸制度、私有財產、氏族貴族等有獨到的見解，在此基礎上他考證出了殷商時期的王位繼承製、婚姻家庭形態等，並得出殷商時期爲青銅時代和奴隸社會的結論。郭沫若不僅考證了甲骨文字達500多個，而且發展出了一組考證地名的方法——地名系聯法，爲考古工作提供了便利。
董作賓對甲骨學研究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用骨斷代學，他所著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被公認是中國甲骨文史上劃時代的名著。與前三位不同，董作賓曾多次參加了殷墟的發掘工作，並主持整理了甲骨，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用甲骨來分期斷代，分甲骨文爲五期：第一期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爲祖庚、祖甲;第三期爲凜辛、康丁;第四期爲武乙、文丁;第五期爲帝乙、帝辛，對甲骨學研究有重大推進。此外，董作賓還根據在甲骨學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對殷商時期的歷法、禮制等的獨到見解。
